《吾国吾民1919：时代风云与人物画像》黄乔生 著 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
全景展示
五四运动全过程
在北京市中心的沙滩五四大街29号，矗立着一座红砖砌成的大楼，这就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和校部旧址所在，俗称“北大红楼”。
遥想当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曾在这里办公，李大钊曾在此任职北大图书馆馆长，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这里编辑《新青年》，鲁迅曾在这里讲课。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场所。
现在，这里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2014年，她和鲁迅博物馆合并。
黄乔生就在这里上班，担任常务副馆长。他的办公室在北大红楼的二楼，南临五四大街，东眺五四主题公园。他每天穿行在历史现场与大师的痕迹当中，从他们使用过的物品和他们的著作中，体会着历史的长度、宽度、厚度和人文的温度。
黄乔生。
1918年，鲁迅从沉默中呐喊，创作出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1920年，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是百年的呐喊，百年的激越。黄乔生和他的同事们举办了一系列学术和展览活动以纪念这段风云历史。
有感于展览观众有限，很多展品之间的联系不够显豁，文字说明的篇幅也有限，难于展开阐述，黄乔生又著书《吾国吾民1919：时代风云与人物画像》，以史诗的笔调，全景式地展示了五四运动从酝酿、爆发到产生全国响应的全过程。
与其他研究、介绍五四运动的著作不同，这本书独家收录了158幅珍贵文物图片，包括《国民》《觉悟》创刊号封面、1919年台历、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现场的照片、鲁迅信件手稿、陈独秀撰写的中英文《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钱玄同手抄《大同书》稿本、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手稿以及1919年国内外纪事等诸多一手资料文献，极具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全书运用史料之精当，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
在五四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此处，书中展示了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的签字照片——李鸿章顾念自己身后名声，耍了个小聪明，签下“李肃”二字，他的爵号是“肃毅伯”。
1901年李鸿章委曲求全，1919年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这就是历史。
历史总算有了一点点进步。
因为中国人民正在觉醒。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五四运动浮雕。
【访谈】
五四运动得益于新文化运动，又建构了新文化运动
读+：您书里写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能否再梳理一下两者的作用和关系？虽说新文化运动开始得更早，但是“新文化”之概念是在“五四”之后才提出；“五四”在今天来看更有影响，但五四运动的几位健将在运动之后最初的几年对运动评价不高，那么“五四”的历史地位是怎样被逐步确认的？
黄乔生：我在《吾国吾民1919》一书中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作了区分，但也介绍了历史上对两个运动重合和交汇的认识，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个结合起来的称呼，意在突出在五四时期以救亡图存、开启民智和自新自强为主要目的社会运动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分别审视，则“五四运动”是发生于1919年5月4日前后，由外交失利引发的，吁求保护国家利益、争取国际地位的政治运动。运动的政治诉求影响波及社会各个领域：政界、学界、工商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空前动员广泛的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特征则是“思想性”，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发行，1917年更名后的《新青年》迁到北京，与北京大学结合起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以此为阵地，鼓吹新思想、新文化，批判以封建礼教为代表的旧伦理道德，提倡民主科学、独立自由，影响逐渐增大，在青年中很有号召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五四运动”得益于“新文化运动”数年间在社会文化环境层面上的铺垫与准备，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对于教育制度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及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导向，则“五四运动”恐怕会是另一番样貌。
“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首先，在现实层面，“五四运动”启发了民众，使国民意识到争取民主权利、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性；以爱国为号召，掀起一场宏阔的社会动员，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蕴含的巨大能量；其次，从思想层面，“五四运动”引起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和反思。我在书中提到，直到1919年底，陈独秀才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使用了“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但彼时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草创时期，陈独秀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体现的是“新文化运动”主将在经历了“五四运动”激荡之后，更为冷静和审慎地归纳和建构“新文化运动”。
总之，“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进程中特殊的历史事件，丰富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内涵。它对于国家主权和社会变革等主题的独特言说，至今影响着中国人对“国”与“民”之间关系的思考；“新文化运动”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在“五四运动”的历史舞台上得到集中呈现，激励一代代中国人不懈追求科学、民主、自由，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觉悟”可以作为1919年中国国民状态的描述
读+：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黄乔生：新文化运动是在同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政治上的复辟倒退势力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斗争意气很旺盛，呈现出一种言辞激越的状态，有时候对传统文化给予无情的批判。但实际上，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都有很深的素养，鲁迅和钱玄同言辞最激烈，但他们两个文字学的功底很深，师从章太炎，学问路子正。鲁迅从日本回国后，潜心古籍整理、金石辑校十来年，一部《嵇康集》校勘了很多遍，佛经读了很多部，金石拓片收藏了四千多种六千多张，中国古代小说钩沉辑佚，搜罗殆尽。正是因为他从旧营垒走出来，他深知那个营垒里的底细，所以他的意见应该重视，即便是偏激的言论，也值得我们思索掂量。
从根本上说，文化无论新旧，都须有传统学术的根基。新文化提倡者也感到化古为今、推陈出新的必要。仍以鲁迅为例，他一生持续不断思考中国文化的转型问题。晚年在上海，他写了《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文章，主张广泛吸收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国古代文化的菁华当然也在拿来之列。这就与他早年说的“中国古书，叶叶害人”有所不同，可以说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晚年定论”。
读+：今天人们用“觉醒年代”来描述“五四”前后一个时期，您书中也以《觉悟》为当时国民生存状态的主要特点，这种觉醒和觉悟的特点是什么？当时主义林立、思潮遍地，人们的觉醒和觉悟有没有较为一致的共同点？
黄乔生：《吾国吾民1919》以周恩来等天津南开学生创办的《觉悟》杂志作结，“觉悟”也可以作为1919年中国国民状态的描述。所以，这本书的着重点是在第三部分“觉悟”，讲“五四”前后中国社会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形态，试图回答“1919年，国民如何走向觉悟”问题。
我写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儿童公育、工读互助团、留法勤工俭学，甚至写到鲁迅兄弟们在八道湾里建造的“新村”，这是思想的觉悟；我写到了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引发的教育改革；我写到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写到“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写到民众的大联合，这不但是思潮，而且是组织，是实验，是未来社会形态的萌芽。
我还写到婚姻、妇女解放、文学革命甚至国语的统一、新式标点符号的制定和使用，这是扎实的建设，点滴的改良，是国家统一的努力。在叙述1919年代知识界对中国现实的研究时，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的“问题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列出了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清单，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共计71大类，大类之下又分列若干更具体的问题，涉及“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等，还有劳动、民众联合、民族自决、社会主义在中国之实施等问题。这些在当时是很高的觉悟了。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传播
读+：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传播的？
黄乔生：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起了重大作用。1918年，李大钊就撰写了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如《庶民的胜利》《Bokshevism的胜利》等。1919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李大钊为纪念他，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以7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这一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是这一期的轮值编辑。7篇文章中，包括了李大钊自己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李大钊还在《晨报》副刊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1919年5月5日到11月11日，该专栏共发了5篇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还发表了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1919年8月7日至11日，《晨报》副刊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是中国报纸纪念“五一”的开始。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预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和陈独秀、邓中夏等开始在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设立翻译室，分为英文、德文和法文三个组，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鲁迅与“抵制日货”
黄乔生是鲁迅研究专家。在《吾国吾民1919》中，他写了一段鲁迅与抵制日货的故事。
1919年，群众对日本极其痛恨，对日货的态度从抵制变为“销毁”。当年5月18日，北大等多所学校的学生在北京先农坛集中焚毁一批日货。
鲁迅见证并参与了倡导国货的运动，1919年6月28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出国货制造所资本见泉十。”意思是，投资10元，作为参股“国货制造所”的股本。
这个“国货制造所”制造的是“万年糊”，也就是胶水。不要小看胶水，当时中国连胶水都做不好。后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写道：“所谓‘经济绝交’者，在无法可想中，确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有附带条件，要耐久，认真。……排货事起，有三四个学生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来制造，我还是小股东，但是每瓶卖八枚铜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货色总敌不过日本品。后来，折本，闹架，关门。因此获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们不过将送给英日的钱，改送美法，归根结蒂，二五等于一十。但英日却究竟受损，为报复计，亦足快心而已。”
鲁迅由此提出了一个观点——青年人“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
黄乔生在此篇末尾感慨：倡议抵制日货宣言的“宣言”一词，其实来自日本；其他诸如干部、科学、社会主义、抗议、警察、反对、阶级、感慨、法律、图书馆等词汇，也都来自日本；好在一部分学生已经意识到，仅仅抵制是消极的行为，积极的作法是发展实业，用国货来击败日货。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海报：记者|李煦 统筹|陈昌 海报|谭芳 张莉）
【编辑：朱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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