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以来，劳动的地位就上升到了闲暇之上。重劳动而轻闲暇，重劳动时间轻自由时间，就成为通例。而现代生活中，闲暇的比重在上升，闲暇本身已经进入到资本体系，成为产业，自由时间则超过了劳动时间。

自由时间与闲暇，经常联系在一起。但两者并非一回事。没有自由时间，不可以有闲暇，但自由时间有多种度过的方式，闲暇只是其中之一。

今天，人们拥有的自由时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据研究，约一万年前，人们只有10%的时间是自由支配的，大量的时间为生存奔波；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自由时间增加到了17%；到18世纪，工业革命使自由时间增至23%；到20世纪90年代，自由时间达到41%；21世纪自由时间有望增加到50%。每周工作小时数18世纪末期是72小时，在20世纪90年代则不足40小时。

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人

大多数人开始工作，就处在一个自由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环境下，好像社会的这种时间安排与生俱来且不足为奇。只有回到历史，才能充分认识自由时间的增加是何其艰难的事情。马克思曾揭露资本主义的宣传：勤劳、节约、禁欲的要求，并不是向资本家提出，而是向工人提出，而且恰恰是资本家提出的。资产者自身实践的是另一套东西，享受劳动者创造的闲暇，并且使之达到穷奢极欲的程度，超过过去的王公贵族。

英国工业化最初的半个世纪里，工人劳动的极端情况是每天长达19至20小时，每周90至100小时工作，普通情况是一天工作15至16小时，且大量使用童工。1863年一份英国火柴厂工人的材料，工作日12至14或15小时不等，其中童工最低年龄为6岁。1866年第一国际首次提出8小时工作制，1886年芝加哥大罢工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1908年新西兰立法确定8小时工作制，过程并不平坦。

不只是马克思高度关注超长劳动时间对自由时间的挤压。工业化以来，直至20世纪上半叶，数百年间，大量的思想家、社会运动家、作家、艺术家都注意到工人劳动境况的悲惨。《乌托邦》、《太阳城》等著作都展望劳动时间6小时甚至更短的未来。而“非工作日等于挨饿”的现实，则引起所有具有道德感的人的批判。

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童工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几乎所有的工业化进程，开始都伴随着超长工作日、低收入、童工等。早发现代化社会里，这些情况基本发生在“无法可依”的状态下，激起巨大的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等潮流；后发现代化社会里，这些情况基本发生在“有法不依”的状态下，作为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给予默认，违法行为被轻纵，工人反抗被消解，“国际社会”作为话题炒作，而一旦进行规范又变成“投资环境恶化”。

起初，8小时工作制是斗争的结果，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劳动时间缩短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进步，提高了劳动效率，二是工业化进程在更多的国家展开，吸纳了更多的世界人口进行生产。科技进步带来经济转型，从而使一些国家有可能摆脱长时间劳动而获得收益；工业化在全球的推进，使得长时间劳动转移到后发工业化国家，“跨国资本”雇佣的超负荷劳动在世界的偏僻之处实现，使得西方社会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生产者不再直接面对恶劣劳动问题，于是也仿佛世界已不存在这个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已不再严重。

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人

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资本主义最终将因为不再能吸纳和转化自由时间而解体。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劳动时间将有一部分转化为自由时间，而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将导致自由时间再被购买成劳动时间，由此终将产生生产过剩，爆发危机。无法吸纳和转化自由时间，这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只有在劳动不再外在于劳动者自己，所有人为自己而劳动，劳动成为自由的实现形式时，这样的矛盾才能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所谓自由时间，不是简单的非劳动时间段，对马克思来说，它是一种新的积极的实践时间。也就是说，它是自由与时间的结合，它是非劳动的时间，同时是积极作为的时间。这不是闲暇而已，闲暇需要操持，使之成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积极实践，这才是自由时间。否则，就是自由时间的异化。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自由时间与闲暇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个人全面发展的实现，不是一件休闲的事情，自由时间属于自由社会，而休闲时间属于强制性社会。在强制性社会，工作日减少带来的不是自由时间而是休闲时间，这一时间将被组织和治理，而非个人用于完全自主地实现自我发展。

从自由时间异化看，无所事事、声色犬马等“休闲”活动，不过是对自由时间的浪费，而非对自由时间的利用，这些活动并不使人得到发展，而是使人被物质欲望所束缚。现代资本主义所开辟的消费主义方向，就是以软束缚方式对自由时间进行了资本化的“治理”。此外，个人将自由时间资本化，再投入劳动，转化为劳动时间，也属于一种异化。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作者：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