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

建党百年之际，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增订版（以下简称《史纲》）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分为4卷，达126万余字，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风云历程，一直写到2000年的中国，是一部阐述20世纪百年中国复兴之路的经典历史著作。

“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剧变的不平凡的世纪。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没有前人留下的现成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这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是一场毫不间断的接力跑，后继者总是以前人已达到的位置为出发点，随后又远远地跑到它的前面。前人有过的曲折也是后继者的财富。它又像要攀登一座高楼总是要从一个稍低的台阶再跨上另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容许超越实际可能而一步登天。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增订版 金冲及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新意与亮点：

打破常规和直面批评

要给20世纪的中国写史，不容易。史学家王奇生说：“治清史者不治民国史，治民国史者不治共和国史，少有贯通研究者。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集十余位学者合力撰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1840—1949），被称作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完成了几代史学家未竟意愿’，可见通史撰写之不易。”

此外，“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也是一种常规。

金冲及偏要迎难而上、打破这些常规。他75岁从工作岗位上离休，从那时开始写《史纲》。“这部书的主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历史刚进入二十世纪时，西方八国联军正武装占领着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被列强瓜分或灭亡的沉重危机。一百年过去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进入了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新征程。前后对照，这一百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很多人愿意比较系统地了解这条路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就这样写了下来……我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新的视角。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至失真。”

《史纲》引用的资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大量引用了过去尚未公开发表过的珍贵资料，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记录、插话记录，在一些文件上的批语，还有一些内部信件和“未刊稿”等，又及时跟踪搜集了一些近年来新解密的档案、日记，新出版的回忆录和有价值的著述，大大加强了书的可读性和可信度。

此次“三联”出的增订版，一个亮点是收录了八位著名学者的长篇书评，有些评论相当犀利直率，如杨奎松教授的书评。这些“对立面”的声音，丰满、深化了读者的认识，也是一种新意。

下笔如晤“假想敌”：

用史料和细节说话

记者读《史纲》，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作者绝非自说自话，每到关节要害处，也就是近年来争议较多、众说纷纭之处，作者总是不厌其烦、有针对性地运用史料、铺陈细节，让读者顺畅接受他的观点。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出现“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以来，不少人对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产生了疑惑。在言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岔点时，都可以看到这种疑惑。比如晚清新政与辛亥革命，比如北洋统治与大革命，比如“黄金十年”，乃至抗战后出现的和平机会，等等。

金冲及懂得这种疑惑，他守在历史的每个分岔点，平静地告诉读者：那条看似平缓的路，有人尝试过了，走不通啊，不信的话，你自己去看吧。

比如晚清新政，能够骗到后世一些人的同情，却骗不到当时的老百姓。作者写道：“辛亥革命前夕，人们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并且在社会上相当普遍。1911年5月10日和16日，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两封信中忧心忡忡地写出他所看到的民众普遍心态：‘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再比如“袁大总统”，现在有些人也欣赏他的能干。作者引用了当时著名记者黄远庸的报道，指出袁世凯在行事方式、制度规矩乃至日常生活方面，处处模仿前清朝廷：“吾人敢为不敬之言，今袁大总统之为总统……一切不能脱满廷之旧。”黄远庸断言，袁世凯这种心理，必然影响到他的政治。

孙中山曾经上书李鸿章，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金冲及微笑着坐在书房里，看着他的“假想敌”，大家以思想对垒，用史料交锋。他提起笔来写下这样的句子：“看一看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事情就很清楚：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时候，当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奋起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呢？中国人只是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已悬于一发的极端危急的时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万众一心地起来拼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绝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便能这样做，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

道破历史真相：

以所谓“黄金十年”为例

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也是一个争议话题，《史纲》的处理客观、公正而老到。

首先，1928年、1929年，民族工商业出现了一些生机。1928年新注册工厂250家，注册资本1.1784亿元，创下1914年以来最高纪录。

军阀混战暂时停息，1928年很多重要铁路恢复通车。

教育事业发展不错，1928年全国有1339所中学，到1931年有3026所，中学生从23万增加到53万。学术、科学、文化有所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果。

此外，从1935年开始整军备战，进行国防建设，完成了一些重要铁路和公路；建立资源委员会，准备重工业建设。

1935年还进行了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推行法币，为日后抗战的财政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都是“黄金十年”中取得的一些成绩，金冲及一一列举，对币制改革给出了“影响深远”的评价。

但是《史纲》也指出，历史可能给了国民党机会，但它并没有抓住。

首先是国民党自己蜕变，为此引用了蒋介石离开大陆时的日记：“昨游览城乡，可说乡村一切与四十余年以前毫无改革，甚感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

然后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大规模内战，《史纲》引用了中国台湾历史学家郭廷以的论述。

政治和军事的混乱必然影响经济。《史纲》从台北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找到了硬材料：“有一项关于政府岁出的统计数字很值得注意。这些似乎很枯燥的数字，比多少议论更容易看出问题所在：1928年，岁出4.97亿元，主要项目所占百分比，军务是49.7%，债务33.3%，建设0.6%；1929年，岁出6.1875亿元，军务所占百分比为40.9%，债务为33.4%，建设为0.4%；1930年，岁出7.12亿元，军务占43.8%，债务占39%，建设只占0.2%。”

换句话说，军费和偿还内外债务一直占财政岁出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种沉重负担下，南京政府能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费用自然微不足道，而且大多只是维持性的费用。它在经济建设方面究竟能做多少事，不需要作很多分析，就已一望而知。

政府缺钱，到哪去弄？干脆动用黑社会和特务去绑架勒索资本家。

《史纲》引用了美国历史学家小科布尔的《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

“1928年1月，绑架事件发展到了高潮。蒋的特务企图劝说万国体育场和远东公共体育场这两个跑马场各承担五十万贷款。这个企图落空后，宋突然要这两个跑马场缴纳入场券和赛马彩票的印花税。随后，1928年1月19日，远东体育场董事会主席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绑架，勒索赎金。当时上海的一些富有市民纷纷逃离这个城市，以避免被绑……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年是一个灾难。”

1929年以后，新开设工厂和资本额一直在下降。

在《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这一章结尾，《史纲》先是引用了美国学者费正清和易劳逸的观点，然后平静地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南京政府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实际上已为它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贺方程】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