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著名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课本。

两位干部之间的一次聊天

还是说回那次聊天。

那是一场与林业部门的座谈会，梁衡问坐在身边的国家林业局资源司司长：“你这个资源司管什么？”对方回答：“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活立木的木材积蓄量。”

也许是几十年职业生涯的某种积淀，梁衡突然又问了一句：“你只管树身上的木材积蓄量，那它身上所附载的文化内容谁来管？”

那位女司长盯着梁衡看了有一秒钟，说：“知识分子就是爱琢磨问题。反正这个事儿现在没有人管。”

这次对话之后不久，梁衡又去了瑞金，以前他去过瑞金两次，但是这次他注意到了那里的一棵树。

在瑞金，毛泽东等人住在一栋二层小楼上，楼后就是这棵巨大的樟树，梁衡描绘这树“简直就是火山喷出地面后突然凝固的一座石山”。

那一天，毛泽东正在二楼上看书，有飞机来轰炸，只扔了一个炸弹就走了，炸弹垂直向下卡在了树缝里，没有爆炸。

这颗炸弹至今还留在树上，人们拆去了引信，把它变成一个传奇景点。梁衡看着这棵树，想了很多。他想到，毛泽东和这棵树的相遇，改变了党史、国史。他还想到，这树抱着那颗炸弹，如一把现代版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试其定力，然后又戒其权力，“革命时要敢于牺牲，临危不乱；掌权后要忧心为政，如履薄冰”。

他又想到了和那位司长的聊天，一阵激动，心里冒叫了一声：“树上的文化，我来了，我要写一百棵人文古树。”

等他真动手以后，才知难度之大。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古，那些神话传说、后人附会的东西，他一概不取，只写信史。写一棵树常要来回数千里，采访三四遍，耗时几年。几年下来，他写了22棵人文古树，结集为《树梢上的中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22棵古树，分布于祖国的四面八方，承载了乡愁和文化，记录着中国近现代史、民族苦难与斗争史、自然史、科学史、艺术史。

两棵树见证了中国近代史

这22棵树里，有相距遥远却互相呼应的两棵树，见证了中国近代史。

甘肃平凉的“左公柳”——左宗棠1867年入陕，1880年离开。他带棺出征天山平叛、收复新疆、建省、修路3000里、栽树、办工业、建公园。从陕西到甘肃，他种树26.4万棵，大部分是柳树，在这片最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建起了一条绿色长廊。时人有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934年春，张恨水游西北，是年正遇大旱，百姓以柳树皮充饥。张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1935年，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写道：“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通……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途经西北，见左公柳即写词一首：“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柳树寿命不长。1935年，当地出台《保护左公柳办法》；1946年，左公柳尚余3610棵；到1998年，还有202棵，大部分都在平凉的柳湖公园。

西北有“左公柳”，东南有“沈公榕”。2016年，梁衡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说：“马尾这里有船政大臣沈葆桢手植的一棵古榕树，见证了中国海军史，你不来看一看？而且，船厂马上要乔迁新址。将来这树被丢那里，还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梁衡立即赶过去，朝拜了那棵大树，150年了，它已是一棵参天巨木，浓荫覆地，大约有多半个篮球场那么大，郁郁乎如一座绿城。树根处立有一块石头，被绿苔紧紧包裹。梁衡用一根细树枝小心清理，渐渐露出了“沈公榕”三个大字。这榕一出土就分为三股，现已各有牛腰之粗。

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中国近代最早的舰船基地，中国制造业的发端处，中国飞机制造的发祥地，中国海军的摇篮，中国近代教育的第一个学堂，中国的第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其领导人沈葆桢，正是由左宗棠保举上任。

马尾地处闽江入海口，地低而土软，创业者们先打入5000根木桩，加固岸基，填高近两米的土层，然后遍植榕树以固定周边，沈葆桢带头栽下了第一棵榕树。沈葆桢精明强干，8年建成11艘军舰，培养了严复、林纾、詹天佑等人才。1874年，日本第一次侵台，沈葆桢一面在外交上周旋，一面调兵遣将，待我方兵力形成优势后，力主消灭侵台日军，然后登陆琉球、进攻长崎、聚歼日本鹿儿岛舰队、迫敌签下降约。可惜清政府昏聩怕事，手握战略优势，却赔银50万两换取日本撤兵，错失了良机，20年后终贻甲午之祸。

2016年是马尾船厂建厂150周年，也是搬迁新厂区之年。就在搬迁前一年，这棵“沈公榕”分出的三股，竟被雷电击断一股，厂领导请来专家，将断掉的榕树移栽到了新厂区，居然成活。梁衡去新厂区看了这棵“断臂榕”，他看到了船坞里停着十几层楼高的在建大船，也看到了沈葆桢的雕像，不禁感慨，老榕有灵，高呼出门，壮士断臂，要华丽转身！

上周，在《树梢上的中国》首发式上，梁衡接受了读+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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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一棵古树就是一本历史教科书

读+：左公柳和沈公榕的故事，读来令人动容。还有哪棵树是您想着重说说的？

梁衡：那就是“死去活来七里槐”了。这棵槐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七里村，坐落在长安到洛阳古驿道旁的一处高坡上，四五里之外就是陇海铁路，曾经每有客车过时就特别广播，请大家注意看窗外的古槐。此树极大，我们五个男人手拉着手，才勉强将它合抱。树的表面起起伏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和深深浅浅的空洞，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树纹。我想试着数一下树身上到底有多少个疙瘩，大中套小，小又压大，似断又连，此起彼伏。这棵树所在的陕县，属中国最古老的地名。周成王登位之后，周、召二公帮他治理天下，两人分工以陕塬为界，周治陕之东，召治陕之西，并立石为界。现在陕县还存有这块“分陕石”。算来，这已是3000年前的事了。今天偌大的一个陕西省，20万平方公里，却是因为坐落在一块小石之西而得名。古槐生在唐朝，它遭的第一大难是“安史之乱”。离老槐树不远，有一个石壕村，杜甫在这里过夜，正遇上抓壮丁，写下了著名的《石壕吏》。到了1929年，北方大旱，河南118个县，受灾112个，灾民3500万，以这棵老槐所在的豫西为最。连续两年颗粒不收，杨、柳、椿、榆、槐等树，叶被捋光，皮被剥尽。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死亡人数达三百万之多，这一切都发生在老槐树的脚下。树与人同难，已被捋叶剥皮的老槐，眼看树下死尸横陈，耳听远方哀鸿遍野，再一次地痛彻骨髓，死去活来。树木全靠表皮输送水分养分。天大旱地无水，水分何来？人饿疯又剥其皮，它还怎么生存？于是树内慢慢朽出大大小小的空洞，而主干上也只剩下了些横七竖八的枯枝。1944年春，日寇发动“一号作战”，河南首当其冲。而这老槐树下的“灵（宝）陕（县）之战”又是河南战役中规模最大、最为残酷之战。河南文史资料载，1944年5月25日，日军截获大批逃难民众，便将河南大学、各中学女生及军队女眷500多人，赶到卢氏县外的洛河河滩上，蹂躏后全部杀死。史称“卢氏惨案”。这树下可考的名人，除前面说到的杜甫，还有刘少奇、彭德怀、罗章龙、冯玉祥、鲁迅等人。

读+：为什么这么多大事和灾祸都发生在此？

梁衡：古槐所在的地方，正好在西安和洛阳之间，一边是九朝古都，一边是十三朝古都，树下来过很多名人，树下发生很多故事。由于地理气候的关系和人为的原因，历史上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原地区一向多灾。水、旱、蝗、黄、兵、疫、匪，七灾俱全。人和树都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一次次地战胜苦难，死中求生，化险为夷。可惜，人的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在英雄与苦难、经验与教训、胜利与牺牲、光荣与屈辱之间，常记住了前者而忘记了后者，甚而是有意地回避。幸亏在这个国土上还有古树与我们同在，树不欺人亦不自欺。只有经历了苦难而又能时时不忘，以史为镜，知耻而勇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

读+：您选择这22棵树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被您“淘汰”或者没有写成的树？

梁衡：两个标准，从纵的角度讲，这个树能记录历史，从横的角度讲，他是这个地方的坐标。当然，必须是真实的。湖南曾经有个地方，请我去看一棵树，说是跟李自成出家有关。我翻来覆去看资料，还是觉得不够扎实，而且如何提炼这个关于李自成的主题，我也没想好，这样就搁下了。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很想找一棵有关的树。还真有，在宁夏红军会师地，资料记载有这样一棵大树。我去了，当地人告诉我，那棵会师大树，上世纪60年代为了建榨油坊砍掉了。我很失望，他们又告诉我，当年砍掉大树后，原地补栽了一棵。我一想，那也是50年大树了，就决定去看看。去了那个村子，人家告诉我，为了建一个小广场来纪念会师地，他们把补栽的这棵也砍了。我真是哭笑不得，不知说什么好。

读+：在书里，您倡议建立“人文森林学”，其含义是什么？

梁衡：我们已经知道了森林的重要，专门建立了有关森林的各种学科，如分类、培育、养护、采伐、加工等等。但迄今为止都还停留在生产和生态层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第三层面——“人文层面”亟待开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门新学科——“人文森林学”，专门研究树木与人的文化关系，即研究人怎样影响树木，树木怎样记录并影响着人的文化活动。这是一门交叉学科，应包括以下内容：研究森林、树木对人的行为活动的记录。过去我们多用古树年轮来分析气候、生态变化，现在我们要到古树年轮里去找历史事件和人物。比如，福建三明有一片1.8万亩的“格氏栲”树林，这种树全球仅存两片，另一片在巴西，只有600亩。格氏栲树种因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格瑞米在中国发现而得名，这片林子因林学家郑万钧先生建议得以保护，度过了大跃进、文革时期。就是说我们从这片林子里能读出传教士文化、大跃进和文革及生态建设文化。研究森林对人的行为活动的影响。如森林民族、狩猎文化、游击战争、森林艺术等等。研究人的行为活动对树木、森林的影响，以便对以后人的生产、生活、文化行为作出合理规范。实施“国家人文森林”工程。在全国评选“中华人文古树”一百棵；对那些曾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林区、林地可辟为“国家人文森林公园”进行挂牌保护；将一部分有条件的“遗址公园”改造成“国家人文遗址森林公园”，许多珍贵遗址常年裸露于风雨之中、烈日之下，如扒去衣饰之美人，实为不忍；探讨“重回森林”的生活模式，建设“森林生活小区”。此外，我建议城市规划要增加一个新的概念：“城市灰绿比”。城市的过度开发、疯狂建筑严重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单凭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已不能反映生态实际。看一个城市的生态要用灰绿比来衡量，即马路面积加房屋建筑面积（灰）与绿地加水面（绿）之比。创立“人文森林学”和实施“人文森林工程”有特殊的意义。它将在更深层次上调整人与森林的关系，这不但将改善森林的生存环境，也将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说白了就是借森林来保护文化，借文化来保护森林。

读+：您的呼吁和倡议，反响如何？

梁衡：在基层和地方很受欢迎。已经有3个地方，因为我的文章挂起了“人文森林公园”的牌子，分别是高寒岭的中华版图柏、黑龙江的“最后一片原始林”、陕北的“中国枣王”。这些地方把我的文章刻在石头上，我这也算是“因文成景”了。

读+：看了这么多古树，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梁衡：我写了一首小诗，可以回答你。

在伐木者看来

一棵古树

是一堆木材的存储

在科学家看来

一棵古树

是一个气象数据库

在旅游者看来

一棵古树是一幅风景的画图

而在我看来

一棵古树就是一本历史教科书

（作者：长江日报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