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花落，樱花开”到“白云引，黄鹤归”，这是一座城四季轮换中的时光故事，是一座城云水遥阔、敢为天下先的风韵气度，还是一段奋求者逐梦的生命旅程，是一个在此地深扎生命根须的赤子的生命回望。阎志先生最新推出的五卷本小说《武汉之恋》自“珞樱缤纷少年来”写到“白云黄鹤故人归”，燃情的文字说不尽青春飞扬的心潮逐浪高，写不完改革春风吹大地的气象万千，他用充满诚意的书写倾吐对大武汉的恋恋情深，用融注个人生命激情的中国故事回应大时代的召唤。

在《武汉之恋》中，阎志以时间为轴，以武汉为舞台，以陈东升、雷军、艾路明等武大校友成长为商界“巨人”的创业故事为原型，描绘了近四十年间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交织的创业者的奋斗史、创业史和心灵史。

小说开始于“梅花落，樱花开”的武汉大学。这群改革年代的大学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将精神的发育囿限于象牙塔内的自我沉浸，总有走向“十字街头”的勇气和热情，热切地关注时代的变动，主动置身于时代思想激流碰撞、理论争鸣的现场——无论组织跨学科读书会还是举办全国经济论坛皆是如此。急于向变动着的一切伸出触角的年轻人、时时在开阔的社会构思里寓目人生远景的活跃分子，乐意参与到“探索与争鸣”当中，汲取不同的思想资源，审时度势，独立地思考中国往何处去，以及伴随中国的发展选择个人应往何处去。田路不甘于充满重复性的平淡生活，自己砸掉铁饭碗；陈东明等人高居中央机关单位的处级、局级干部地位，却为了预见到的拍卖行业的新机遇，毅然放下获得的一切，从零开始；林静离婚以后继续赴国外读博，随后又进入新能源汽车开发领域，这些选择，不过是个人在对自我的兴趣、才能、优势和社会发展趋势进行充分审度之后清醒而自觉的行动。在前一代经历“蹉跎岁月”的青年那里，所谓的“青春无悔”常常是以心理补偿的言说方式为青春作注，而这批坚定的创业者的“青春无悔”在于个体在一个开放而进取的大时代，保持了与时代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进取姿态，充分发挥个人意志，自我决断、自我行动，将全部的力量对象化而成就个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进步。他们的“无悔”还在于当整个社会在充满光明、希望的航道上航行的时候，他们善于顺势而为，以时代之势为个人的事业发展注入动力。当改革开放四十年道路选择的势所必然、理所当然与个人的人生发展、事业推进形成“同构性”，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承诺了“无悔”的结局，毕竟“时代”在为个体生命赋能。

唱响“青春无悔”“生命无悔”曲调的《武汉之恋》具有明显的青春气质，青春的精神就是反叛的姿态、敢为人先的“强烈的先锋性力量”、与稳定保守的生活姿态划清界限的大胆追求，是旺盛的生命力和不断创造的冲动。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经商创业的大潮便滚涌翻腾，时代风雷引发渴望成为“巨人”的每一个有志者内心的山呼海啸——到那舞台的中心去牵动风云，到那未开垦的处女地踏下最深的足印，在那空白之处去打造一片胜景。计算机专业出身的雷华大学时代提早修完学分，以《硅谷之火》点亮理想之光，成立公司研发杀毒软件。他成为软件公司的掌舵人之后，又扩大行业优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带领公司上市。功成身退的雷华没有止步于已有的成就，而是再次涉足“中国制造”，打造面向大众的国产手机品牌，迎来新的事业高峰，把民族企业做大做强的梦想在一代人的探索和实践之中转为现实。不止雷华，《武汉之恋》中的奋斗者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不同领域的拓荒者、先行者和开路先锋，充分展现了“先锋性的力量”。如果没有，那么就去创造；如果陈旧，那么就去更新；如果微小，那么就去壮大，人生应该是生命在时间所允许的延续之中的“永动”，创造是活着的使命。这不需要复杂的哲学论证，这是他们自青春岁月里与时代大走向相契合的精神建构中获得的信念。因此，这群追梦人的人生似乎不断面临转折、经历转变、推动转型，没有一个身份能够完全定义他们的名字。“转”即“变”，唯有“变”才能“创世纪”，才能从无到有，才能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生物科技、保险、房地产、企业咨询、计算机软件、手机制造、通讯软件、视频网站、新能源汽车，这群人“转”与“变”的历程，差不多浓缩了一部“改革史”，具体地呈现了我们所熟悉的那张过于简单而匮乏的图纸被一步步描画成现时的繁盛之景。

因为“变”，我们可以看到旺盛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属于民营企业家群体、属于创业者个人、属于奋进的中国。因为“求变”，所以时代的创业先锋没有重复的生活，唯一重复的就是“新的背叛”。不过，他们的反叛并非刻意制造代际之间的冲突，反对权威与传统。他们是受着时代氛围的鼓励，敏锐地抓住变动的思想格局中新的价值观念作为人生的根据和行动指南，从缺乏充分的现代意识的旧的生活模式里挣脱，在开放的时代寻找实现个人最大可能的机会，确定个人的社会位置，明确个人可以为时代所提供的“力”与“热”。独自挑战整条长江漂流的田路，经过神女峰时，想起诗人舒婷的诗句：“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如果我们理解“新的背叛”对于拒绝平庸、黯淡、陈规，在生命的每个时刻都憧憬把个人的生活与更广远的前景和阔大的境界关联起来从而获得不竭之力量的个体的意义，我们就会明白田路的感受。“‘新的背叛’让他格外激动，也许只有置身于洪流中，不管是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长江水的洪流，抑或别的什么洪流，才能让人永葆青春和激情。”

从小说开头校园青年走出珞珈山铺开人生的探求之路，到最后一卷，他们响应武汉市“资智回汉”的号召，重聚武汉，助力武汉发展，在我看来，小说的叙事形成了一个逐渐上升的开放式的大循环。这个大循环的“物质外壳”是走出与回归，是个人从武汉这座城得到滋养到个人回馈他们最初安顿身心的地方和追梦之旅的出发地，而在“精神内核”上则是青春的精神气质与生命姿态上升式的回旋。

在有的哲学家看来，“我们所说的‘人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虚构。如果不掺入大量的幻想的润滑剂，现实就会慢慢地停顿下来”。但对于《武汉之恋》中的实干家，人生就是确定的“实在”，“意义”不可能是自造的安慰性幻象，不是“意义”推动现实运动，而是现实如大浪巨流奔涌，只要人始终随之运动，则意义就有诞生的可能。大时代总体性的精神内质为个体的生命搭建了意义的框架，虽然“意义”不是自上而下地被“决定”，仍然要依靠个人的行动去寻得，但寻找的行动可以在“大时代”着陆。青春的激情、时代的辉光、基调高昂的社会精神氛围和个人对世界与自我的乐观情绪相化合，赋予了作品一种较为壮阔的“生命史诗”的格调。由于书中任何一个成功的时代之子，都不是完全凭借偶然性横空出世，必须纳入到时代的发展脉络、思想结构、精神气质当中去理解其“诞生”，因此他们生命发展的史诗格调就不是作者恣意地行使虚构的权力去机械地拔高，而是时代所赋予。

《武汉之恋》是一首“恋曲”——走出珞珈山的实干家对于“精神的出发地”、精神原乡的依恋；《武汉之恋》也是“颂歌”——对于青春激情、对于在大时代永不停歇的追梦者的颂歌；它还是一曲深沉又不乏昂扬意绪的、把个人的生命发展史与时代进程相呼应的奋斗者的生命史诗。《武汉之恋》通过具有个人精神印记的文字奉献“大时代的青春之歌，奋斗者的精神礼赞”，从个体的生活经验入手讲述一个中国人、一群中国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正是最好的中国故事。

（叶李）

【编辑：朱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