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八位教授联袂撰写的党史普及读本《中共党史十二讲》（以下简称《十二讲》）近日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由中央党校2020年推出的系列专题讲座整理而成，此专题讲座网络课程正在中央党校官网、学习强国等平台热播，总观看人次已逾1000万。

《中共党史十二讲》谢春涛 等著

本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史研究专家谢春涛领衔并撰写第一章，罗平汉、卢毅、李庆刚等七位中央党校教授、党史权威专家学者分别撰写各专题。专题包括古田会议、长征、遵义会议、抗日战争、延安整风、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八大以来的成就等十二个党史重大事件与节点。八位作者的讲述各具特色，有的擅长理论阐释，有的偏重史料辨析；共同特色为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史料选择合理，史论结合，以生动翔实的细节、通俗活泼的语言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所以，读《十二讲》，就相当于跟着中央党校第一流的教授团队上十二堂党史课。

现在，就让我们来选听其中一节课，看看解放战争为什么迅速取胜吧。

“人心向背”不是空话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生有两件事最难下决心：一是1946年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二是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两件事都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

最初毛泽东估计，解放战争至少要8年甚至15年。不料，战争打起来非常顺利，只用了三年多。

解放战争这么快就成功的原因何在？《十二讲》概括为3条：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强大的军事领导力实现了战场局势的惊天逆转，强大的自身建设力保障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第一条其实就是“人心向背”。这四个字有点难讲，讲不好就会很“空”。

对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层如何争取？

中国共产党搞土改是认真的。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了1949年上半年，近一亿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国民党“对解决土地问题看得也是很认真，只是没有做实而已”。在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的前两个月，即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就重点研究了土地问题，随后成立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但是国民党虽然讨论得很热烈，却始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在实践中迁就和照顾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基础，土改只能寄希望于地主的“觉悟”。国民党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办法，在争取农民问题上也就以完败告终了。

对知识分子如何争取？

《十二讲》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出首届院士81人，其中70%以上的院士最终都选择留在大陆。

这些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精英为什么会留下？书中引用了季羡林的话，“我们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

国民党之所以丧失掉这些知识分子的人心，除了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惊人腐败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据美联社上海1947年7月24日电讯，法币100元可购买的物品，1940年为1口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个鸡蛋，1947年为1/3盒火柴。1947年，工业产量比全国抗战前的1936年减少30%，农作物总产量比1936年减少33%—44%，全国各地饥民达到了1亿人以上。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了极度困境。

1947年9月23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翦伯赞在194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的当中，他一定会要想到他为什么陷于饥饿，只要他这样一想，他立刻就会喊出反内战的口号。”

共产党就这样赢得了国统区“第二战场”的胜利。

成功实现战场大逆转

中原人民用小车运送弹药和物资，支援淮海前线。

在“第一战场”，也就是解放战争的前线，国民党优势本来是很大的。战争初期，国民党兵力430万人，而共产党方面只有127万人，武器装备的差距更为悬殊。

但是从战略上讲，国民党一上来劈头使出全副本领，当其初期攻势被挡拆之后，战法开始凌乱，主要作战方向在东北、华北、苏北、西北间徘徊不定，最终导致“全面进攻不全面，重点进攻无重点”。而共产党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打歼灭战和运动战，部队在作战实践中不断磨砺并逐步走向成熟，军事力量逐步全面超越了国民党，最终实现战场大逆转。

从战术上讲，其中奥秘就很多了，《十二讲》集中谈了两个方面。

淮海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某部突击队进入冲锋出发地后，政治干部进行战场鼓动工作。

战场指挥方面，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这极大地影响了一线将领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曾经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人事厅中将厅长的于达说：“打仗是瞬息万变的事，前面一个情况，一直到师长晓得，起码已经过了十二小时，最快、最近的也要两小时才晓得。无线电的操作有一定时间的。师长得到一个情况后，再由参谋长作报告，也要一天。拟电报、译电报，再去拍，拍到侍从室再译给蒋委员长看，已经过了几天了。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啦，等到他下命令，情况早变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

值得一提的是，于达身在台湾，这段资料出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十二讲》注意到了这份来自对方的资料。

共产党的指挥则是全方位积极发挥各级指战员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如1947年5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毅、粟裕，指出国民党对山东发动的重点进攻，须不失时机地歼击一路好打之敌，至于“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实施，我们不遥制”。

军风士气方面，国民党军队一遇到失利，就自上而下层层推卸责任，导致各级都忙于自保，士气低下。而共产党遇到挫折则勇于自我批评，重视总结经验教训。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分兵作战，使得华野内线部队的实力明显下降，再加之孟良崮战役胜利之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骄傲轻敌思想，使得南麻、临朐战役失利。具体负责战役指挥的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向中央自请处分，而华野主帅陈毅也为此致电中央军委，“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此次战役“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陈毅意见，并宽慰陈、粟：“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从“进军东北”决策到严厉批评东北局

“强大的自身建设力保障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如何看出一个政党的自身建设水平？《十二讲》讲了两个与东北有关的案例。

从抗战中后期开始，毛泽东就看到了东北在全国大局中的重要性，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但这时毛泽东的战略构思基点仍是“南下”，也即打到敌人后方去。苏军进兵东北后，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由于对苏方态度不摸底，直至8月28日毛泽东去重庆之前，中央对东北仍持“要看”的态度。

9月14日，东北苏军统帅派代表访问延安，传递了苏方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的信息。当日，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拟将战略重点放到东北。同日，中央还收到了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的电报，他建议：迅速创建东北为“总根据地”。华东局、华中局一些将领在这个时期也均有类似的建议。

9月15日，刘少奇将战略重点拟放在东北的决策和黄克诚的建议一并汇报给在重庆的毛泽东。9月17、18日，刘少奇又两次致电毛泽东详细阐述。毛泽东与周恩来协商后，复电刘少奇同意战略方向由南转向北。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向全党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战略方针定下来以后，党中央、毛泽东抓起落实来魄力十足，先后调派了四名政治局委员、六名中央委员、十名候补中央委员，也就是说将党的近三分之一的高级干部派到了东北，组成了强大的东北领导团队，迅速抢占了先机，打开了局面。

这个事关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是在十天左右时间里完成的，整个过程流畅、迅速、果断，显示出中共领袖团队善于吸收各方意见、驾驭全局的魄力。

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团队的坚强与成熟，并不等于我们一定就能取胜，关键还要看全党全军的执行力和战斗力。1948年以后，党中央建立和发布了一系列规范党内生活的根本制度。这其中，毛泽东抓得最紧的一环是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

1948年1月7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1948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但是东北局以常委们忙、不全面了解各部门工作、环境艰苦复杂等理由，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作认真的汇报。

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去电，对东北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中写道：“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作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作此项报告？”

东北局迅速向中央作出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毛泽东复电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能克服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毛泽东并将东北局的检讨及中央这些往来电报转发各地，以引起全党注意。

经过大力建设，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等各项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和加强，尤其是党驾驭和掌控全局的能力空前成熟。淮海战役打响后，党调用了543万民工，筹运粮食将近十亿斤，说明了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已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如陈毅总结说：“数十万劳动人民的组织和指挥，逐渐形成系统和秩序，这是一门巨大精深的组织科学，这是在我党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天才的伟大表现，这是我军能保持常胜光荣成绩的有力因素之一。”

党强大的领导力使得战争胜利的天平，最终倒向了共产党这一边。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戴容】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