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6月8日讯 成立仅15年，在食品销售这个传统行业，营收从2006年的不足100万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78.94亿元，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总部所在地武汉受到重大冲击，但2020年营收仍实现2.32%的增长，如此强劲的韧性来自哪里？

6月7日，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武大质量院”）发布良品铺子2020年质量报告（以下简称“质量年报”），首次向外界解读“良品密码”。在武大质量院院长程虹教授看来，作为休闲食品业龙头企业，良品铺子在质量管理方面的经验，能为众多企业向高质量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模式与价值。

代工模式看你怎么用

超六成供应商获国际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代工模式，是否就意味着容易出现质量问题？良品铺子CEO杨银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可能存在一些偏见。代工是一个通行的模式，当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就会整合一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包括耐克、雀巢、星巴克等很多产品、环节是在中国代工完成的。“核心不是代工模式，核心是你有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质量管控的体系，这才是关键。”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良品铺子打造了一套符合国家标准，更领先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质量标准。报告中披露，在针对供应商的生产管控中，良品铺子对杀菌、控菌、烘烤等相关工艺就设置了521项工艺标准，并通过多重风控措施确保所有供应商的加工过程100%执行相应标准。

原料和配料的检测标准、工艺流程、车间环境标准、管理标准、质量标准、收货标准、存储、运输、销售标准、客户服务及质量追溯标准……这是一整套的质量标准体系，而不是单点的、碎片化的，每个环节都被量化，每个流程执行情况都能被追溯，关键是让质量问题最大限度地显性化，并且快速处理。

截至2020年底，良品铺子供应商中已有135家通过了HACCP体系（国际上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食品安全保证体系）认证，占比达到60.81%，是国内食品生产企业平均水平的9.28倍；有152家通过了ISO 22000体系认证，占比达到68.47%，是国内食品生产企业平均水平的7.28倍等。

源头每个细节都“管得宽”

选冬枣个头比1元硬币稍大

良品铺子对生产过程的严苛管控，是从源头开始的。“好原料才来生产好零食。”良品铺子提出“金字塔尖选好料”的原材料选用原则，深入优质原材料的原产地，甄选最高品质的原料。

在坚果和乳原料领域，包括夏威夷果、碧根果、开心果、腰果、松子、巴旦木等品类，优质原材料基本都来自国外。比如，巴基斯坦松子是品质最好的松子品种，但因生长环境苛刻而产量很低，每年可采摘量在2000—10000吨间波动。良品铺子近3年来采购量稳定在300—400吨左右。

针对国内的原材料，良品铺子同样坚持将“原产地”作为原材料选用的关键依据，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地的原材料会优先选用。比如，“香酥脆枣”选用的是黄骅冬枣，“虾夷扇贝”选用的是大连獐子岛虾夷扇贝，“枣加核桃”选用的是阿克苏红枣等。

即使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原产地，良品铺子也要优中选优，在原产地中精心挑选高等级的原材料。比如，来自河北黄骅的冬枣，个头上须达到“直径约2.4—3.2cm，比1元硬币（2.5cm）稍大”的标准，口味成熟度方面须满足“甜中微酸、枣香浓郁、七成熟的一级果”的要求。

为了保障原产地原材料的高品质，良品铺子还协同生产商建立专属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以保持品质优势。截至2020年底，良品铺子建立了包括新疆阿勒泰福海县与北屯市之间的戈壁滩上12万亩葵花籽基地、湖北恩施州高山富硒地区1万亩恩施小土豆基地、河北黄骅10万亩冬枣基地在内的12个专属基地。

不达标的供应商会清退“朋友圈”

对“朋友圈”——供应商的质量管理关系着食品企业高品质的生命线。为此，良品铺子建立了供应商引进管理、供应商生产过程控制和产品验收的质量管理三重机制，来保障“高端零食”战略的顺利实施。

报告显示，在我国食品加工行业2.9万家规模以上企业中，良品铺子以132:1的比例选取了222家中国最优秀的食品生产商。在良品铺子的供应商中，有148家供应商位居主营产品细分领域的国内TOP5，占全部供应商数量的66.67%。

有引进就会有退出。良品铺子建立了常态化的供应商退出机制，退出的最重要标准就是食品安全与质量。2020年，有8家不合格供应商因达不到良品铺子的质量标准而退出。虽然这其中不涉及食品安全问题，但良品铺子仍然淘汰了不达标的供应商。

武汉诞生头部食品企业为全国提供范本

在程虹教授看来，这份质量年报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企业感到转型乏力，而良品铺子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能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有价值的一般性经验和方法。

程虹用“V+123”来总结良品铺子的高质量模式。“V”，是指以优良品质的价值观为引领；“1”，是指以高品质的产品为一个核心；“2”，是指双边管理，即平台面向供应商、零售端的协同；“3”指三类治理机制，包括食品质量安全治理、数字化治理和利益治理。

程虹认为，这种注重通过平台治理机制形成供应链战略协同，构建平台生态圈，去创造更高的商业价值，引领带动整个产业链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国内众多传统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

（长江日报记者孙珺 通讯员张晶）

（作者：孙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