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3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十二号飞船顺利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大家都在关注他们。

“神舟号”并非中国的第一个载人飞船工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即着手在航天领域进行探索，在70年代秘密上马了第一个载人飞船计划“曙光号”。70年代末期，“曙光号”任务因种种原因下马。这段历史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原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梁东元采访了众多老专家和当事人，写出《“曙光号”全解密》一书，首次全面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曙光号全解密：神舟号之前的载人飞船计划始末》梁东元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这本书并不是太“新”，但这段历史却历久弥新。当中国航天已经取得巨大胜利，并且还要取得更大胜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当初是怎样艰难出发的。

载人航天从“载狗航天”开始

为了搞清人在失重环境和宇宙射线下的生理反应，解决呼吸睡眠、吃喝拉撒等问题，载人航天的第一步必须是“载狗航天”。

1957年11月3日，苏联发射了一颗卫星，小狗莱依卡也随之上天。它被绑在舱室内，里面提供空气、水和食物，它的身上安装了很多电子感知元器件，它的呼吸、心跳、叫唤都被记录下来，通过无线电传送到地面控制室。

小狗莱依卡是第一个真正飞上太空的动物。那时候，航天技术仅仅能把卫星送上天，怎么让卫星回到地面，还没有办法解决。卫星在轨道上飞行一周之后，莱依卡按计划吃下一顿有毒晚餐，停止了心跳。在这之前，并没有发生意外，一切记录都显示符合预期，科学家获得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这是公开的说法。

梁东元在书中记载了另一种说法。2002年，前苏联科学家透露，莱依卡升空几个小时后，就死于惊吓和中暑衰竭。根据传感器指标，卫星发射后小狗心率达到平时3倍，死前承受着巨大痛苦。

1958年，中国卫星工程悄然启动，代号581，航天医学研究随之跟上。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视察卫星发射模型表演，他伸手敲了敲卫星模型，里面装的一只小狗突然叫唤起来，毛泽东先是一愣，然后高兴地说，它这么叫，是不是着急想上天？

到上世纪60年代，中国建立了有几百只小狗的试验队伍，这些精心挑选过的狗性情活泼、亲近人、防御性不强。哪怕经过有些“残酷”的离心机试验，它们从舱里出来仍然友好地朝工作人员摆尾巴；而且经过训练，它们在实验舱里从不随地大小便。

1964年7月19日，中国发射第一枚生物试验火箭，飞行高度70公里，20多分钟后生物舱安全降落，搭载的大白鼠无恙。

1966年7月15日，第一枚载狗火箭准备发射，精挑细选出来的乘客“小豹”在舱里突然狂躁起来。发射推迟，21岁的饲养员赵秀花被紧急召唤到现场，她爬上火箭，发现“小豹”在流泪。安抚好“小豹”后，火箭升空，仪器显示，“小豹”的呼吸、心率、血压和体温都在急剧增高。不过有惊无险，生物舱降落后，“小豹”第二天就恢复正常。

从此，“小豹”就享受特殊待遇，住单间，吃小灶，有专人照顾。有一次，“锻炼员”嫌“小豹”吵，用橡皮筋捆住“小豹”嘴巴，饲养员发现后大骂：“哪个混账小子干的？你以为它是你们家随便养的一条狗啊？它是功臣，是第一个从天上飞回来的！”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钱学森还在一次航天医学会议上问起“小豹”，没人答话。其实1968年“小豹”就死了，当时单位调整，“小豹”住到了总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动物房，被一条大狗咬死了。

“锻炼员”在最难熬的时候想到了姑娘

中国早期航天员进舱训练。

上面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锻炼员”。这是中国组建的一支特殊队伍，相当于为正式宇航员准备的“陪练”，前后有数百名优秀战士参加，宇航员接受的生命保障训练，都要先在“锻炼员”身上测试一次。

《“曙光号”全解密》采访了曾任锻炼排排长的何瑞琴。他就是绑住“小豹”嘴巴的“混账小子”，事后他沉痛检讨了好几次，加上父亲是老八路，这才算过关。

何瑞琴最艰苦的一次“锻炼”，是测试人在飞船狭小空间里的适应性。当时他21岁，和战友小李在模拟舱里呆了40天。

“空间小，上下左右（空隙）都不超过20厘米，人不能全部展开，只能是半躺半坐在船舱里，然后连接好测量脑电、心电、血压、体温等的仪器……就在这个舱里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第一天感觉很得意，也很新鲜，他们在外面通过无线电和我们说话，让我们做趣味数学，都很好玩，过得非常顺利。第二天是第一天的重复，这时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到了晚上睡不着，通过观察窗数了好久的假星星。熬到第三天，实在受不了了，我感觉到心烦意乱，特想跑到操场上去跑他几圈，心里一乱，身体就跟着反应，浑身上下直冒虚汗。这时，他们可能是从监视仪器上发现我的生理指标不正常了，就通过对讲机给我念：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听着毛主席语录，感觉到就像是毛主席真的在看着我，就想，我不能做草包，一定要下决心完成任务。这么一来，好像稍微好受一些了。这以后又坚持了几天，我和小李窝在舱里也没话了，连胡扯的东西也没了。我们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小李的确扛不住了，他浑身特别疼痛，说是什么也不想了就想怎么能自杀，只好提前让他中断实验出舱。小李这一走，我可惨了，原来还有一个做伴的，现在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了。但你没办法啊，我要是这时候也出去，那这试验不白做了嘛。只好硬挺着，头发胡子指甲越长越长。这个时候对讲机又响了，问我：你有什么想法吗？我想都没想张口就答：我想吃馒头、喝自来水。因为自从进入模拟舱那天起，我吃的就只有水果糖大的宇航饭，实在是难吃。我刚说了实话，话筒里就突然传出来很严厉的声音：何瑞琴同志，将来飞船上天，宇航员能吃馒头喝自来水吗？我不敢吭声了。这时候才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感谢何瑞琴和他的锻炼排，他们是中国航天的无名英雄。

感谢梁东元和他的《“曙光号”全解密》，为这些无名英雄立传。

其实何瑞琴对组织隐瞒了最大的“活思想”：“我想得最多的就是那个高个子、大眼睛、长得白白净净的女同学，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去见她，告诉她我要娶她。”

后来他们果然结婚了。

政委妙答“曙光号”带几个人的问题

中国早期航天员训练器材。

1965年8月，中央专委批准中国卫星十年规划，计划1969—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上天10年后发射载人飞船。1967年，钱学森告诉大家，飞船定名为“曙光号”。1970年7月1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不到3个月，中央批准了“曙光一号”计划，毛泽东批示，“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这就是中国科学界有名的“714”批示。

“曙光号”工程启动之初，围绕“带几个人”的问题发生争执。有些人雄心勃勃，希望在各方面超越美苏，要带5个人上去，当时美苏都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多上去一个人，增加的难度是几何级的。还有人提出，飞船上要有政工干部。钱学森提出意见，要准备2~3人方案。卫星飞船研究院政委常勇在会上沉默了一周，最终被要求表态，政委说：“我不懂技术，不好随便表态。不过，我坐过飞机，一般来说，飞机越大，载的人越多就越先进。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前不久我们打下来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很小，连驾驶员都没有，据说更先进。那你们给我说说，到底是人多先进还是人少先进？没有人是不是更先进？”

1971年，苏联在发射飞船时，为了超过美国飞船载人的数量，在本应乘坐两名宇航员的舱内挤进了3个人。因为空间狭小,只能把航天服都舍弃了，结果返回时出现事故,3名宇航员全部死亡。

苏联还曾为了迎合领导人外访时间，强令在某一时刻发射火箭，导致大爆炸，战略火箭军司令等一批高级将领和科学家殉职。

2013年，俄罗斯电影《搏击太空》再现了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完成人类第一次太空飞行的全过程。影片片长108分钟，正是加加林这次飞行的时间。片子开头，就是苏联航天传奇人物科罗廖夫总师在发射场用播音器告诫全体工作人员：“关键是要诚实，发现什么就马上报告。”

片中，科罗廖夫和将军争执，将军看中季托夫，科罗廖夫支持加加林：“加加林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而季托夫呢，刚刚失去自己的独生子，他甚至想对我们隐瞒这件事，害怕这会影响他的竞争资格。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他回来，报告在天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有过这样的争吵吗？这可能是电影的演绎。但是对“诚实”的呼唤，无疑是苏联、俄罗斯航天界的深刻反思。

“带几个人”的问题最终定下来了，还是两人，争取1973年发射无人飞船，1974年发射载人飞船。

“曙光号”下马，遗产没有浪费   

中国早期航天员测试航天食品。

“714”工程启动后，从全军近2000名飞行300小时以上的飞行员中，最终甄选出20名航天员，开始了密集的训练。1971年5月，空军发出密电，调空军某师师长薛伦等7名干部组建714办公室，负责筹组航天员训练基地。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空军多项工作停止，宇航训练筹备组解散。更重要的是，载人航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当时中国的“长征一号”火箭运载能力还极其有限，航天测控网也还没有建成，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制造及相关工艺水平落后，毛泽东批示“先处理好地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曙光号”下马了，一代人的飞天梦推迟，但是遗产没有浪费。航天服、航天食品、太空跟踪站及雷达、宇航员选拔和训练、相关设备的发展都为后来的“神舟号”产生了积极影响。

1986年3月，4位科学家向领导人建言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邓小平批准了“863”计划，其中航天技术领域的拨款占总数的40%之多。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国防科工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

2003年10月15—16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绕地球运行了14圈后安全返回。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