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黄亚婷

这是一本比较文学方向的学术著作，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汉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李海燕。当爱情变成严肃的学术话题，作者通过晚明至当代的一些重要文学作品，勾勒了爱情在中国文学叙述中的历史，并提炼出儒家的、启蒙的、革命的三种感觉结构，呈现近现代中国人如何利用爱情以及情感的话语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群体乃至世界。

因是学术语言写作，本书阅读起来不算通俗，需有一定文学素养。为此，“读＋”采访了本书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编辑部的王立刚，他帮助梳理了书中谈到的中国文学罗曼蒂克变迁史，并对“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中的“现代”一词作出解释。

爱情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

爱情似乎是一件私密的事情，但爱情上升为轰动的公共话题，古往今来，不胜枚举。尤其20世纪初“自由恋爱”的理想和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引入，爱情、婚姻等观念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社会大讨论。

《心灵革命》的封面和封底，是漂亮的民国画报，书中也讲述了一些发生在民国时期、全国热议的爱情事件。其中一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场女侠”张璧月枪击事件。事件主角张璧月与张璧池是两姐妹，她们共同在远方求学，岂料，张璧池和老师黄长典发生了师生恋，可张璧池已经订婚，黄长典也是有妇之夫。这原本与张璧月没有直接关联，但张璧月找到黄长典当面对质，并开枪射击他，黄长典未被杀死，张璧月获罪入狱。

当时的舆论是怎样的？民国时期一份以宣扬女性解放为办刊宗旨的杂志《新女性》，发表了一篇署名芳心女士的作者的文章，她列举了公众反应的三种类型：其一，吹捧张璧月，借她的行为对自由恋爱思想大举进行正面攻击；其二，谴责张璧池与已婚男子纠葛；其三，指责黄长典厚颜无耻，活该被枪击。总而言之，公众们鼓噪喧哗，一致认同张璧月的行为，将她捧为“情场女侠”，并要求将她释放，不久后，张璧月的学校真的将她保释出狱了。但是，作者芳心还提出了有别于公众舆论的观点，她认为，违法者得到公众舆论慷慨的宽恕，受害者只是因为违反了保守观念里的爱情法则而成为公众攻击羞辱的靶心，这并不合理，她试图维护爱情纯粹为个体自由的浪漫主义理想。

当然，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汉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李海燕在《心灵革命》中无意讨论香艳八卦或爱情轶事，她看到的，是“爱情”概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相当复杂的转变过程。

编辑王立刚解释，“爱情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唐诗宋词里的‘爱’与张爱玲所说的‘爱’，与严歌苓所说的‘爱’，内容上其实差别很大。李海燕在书里用到了一个概念——感情结构，不同时期，人们具有不同的感情结构，所以古人即便追求爱情自由，也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誓言，但和今天‘爱情至上’这样的唯爱观念实质是不同的。”他强调，“本书要为爱立传，并非试图助长什么，只是要看清楚爱情到底怎样被现代化，而且它又怎样反过来推动现代性的进展。”

爱情现代化，女性的受益大于男性

那么，爱情究竟怎样被现代化？又怎样反过来推动现代性的发展？

在《心灵革命》中，李海燕分别对应了古代和近代中国文艺中的“情教”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反传统的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表现、大革命高潮时期兴起而后又多有发展的“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王立刚解释，“所谓‘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就是要讨论爱情的生长史，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爱情观不是一直如此的，而是从三个根系中生长出来的。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身份，通常是由其在血缘地缘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来定义的，是具体的、有限的和相对固定的。中国古代社会推崇儒家文化，而儒家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个人思想、情绪和价值选择的基础上。”

他进而对“现代”一词进行释义，“现代性带给中国人的是主体性，每个人强调自己独特的思想、情绪和价值观。从人类总的进程上看，毫无疑问这是巨大进步。但这一过程中也有负面效果，孤独、社群疏离、消费主义等等，我们还需要更努力来克服这些缺陷”。

这种爱情观念的变迁，也应当放在中国近代女性追求独立、解放的大背景下。王立刚说:“现代社会的这100多年，女性的受益大于男性，这不是恩赐，而是矫枉。中国女性在当代享有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但基于性别的局限和歧视仍很普遍，女性主义仍然要继续奋斗。”

情感应成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从学术中剔除

把爱情当作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来研究，李海燕在《心灵革命》的“致谢”里讲到，她在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时上了一门英国文学史课，在写期末论文时得到这《心灵革命》的灵感。她认为，文学自古以来就是情感的运作，不懂得情感就没法解释文学的感召力，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经历了最为巨大的文化转型，同时也是中国情感史上新旧交替最波澜起伏的时期，爱情当然是情感中的核心部分，对于我们观察中国现代社会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这本研究中国爱情的著作，也获得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和肯定，《心灵革命》在2009年获得列文森奖，美国学术共同体给出的评价，强调了本书“富于想象力”，“将现代中国的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精致程度”，尤其是揭示了爱情与政治，爱情与公共舆论、道德场域的复杂关系，获奖是“名副其实的”。

编辑这样一本中国文学里的“罗曼蒂克变迁史”，王立刚最大的感受是，“要打破人类的爱恨喜怒这些基本情感的本质主义认识，这些情感都是不断流变的，而不是天生不变的；而且，人类的情感本身可以成为研究对象，而不是要从学术中剔除的偶然杂质，情感能够体现我们的深刻的思想和观念。”

【编辑 李尔静】

（作者：黄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