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评论员 杨于泽 

自8月21日济南开往北京的高铁“霸座男”事件以来，社会舆论对于霸座话题的关注热度持续至今。近日有人将高铁霸座者的照片组合成一张所谓“霸座全家福”，其中有“霸座男”“霸座女”“霸座婶”“霸座叔”“霸座大爷”，甚至还有“霸座老外”。有人说，“霸座”似乎成了一种传染病，有关方面是不是拿它没辙了？

实际上事情还在起变化，在最近的几起高铁霸座事件中，有群众由旁观者变成“干预者”，有的说理要求霸座者让座，有的直接出手将霸座者从座位上拽起。不管是舆论上的持续讨论，还是围观群众出手“干预”，它反映的都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即对少数人不遵守社会生活规则的焦虑。包括国人出国旅游时的一些不文明举动，动辄引发国内媒体的关注与放大，背后其实是国人的同一种焦虑。

透过这种焦虑，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矛盾，即人们要求现代社会生活规则化、秩序化，而一部分人的观念、道德意识与行为习惯还跟不上急剧变迁中的社会生活的要求。今日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人口流动不仅越来越频密，而且越来越依赖地铁、高铁等交通工具。公共空间越来越拥挤，社会生活越来越需要秩序与规则。但现在确有一些人不讲规则，凡事随心所欲而逾矩，导致社会生活的某些失序失范。

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交融，落后与先进并存。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经典分析，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乡土社会”，秩序强调的其实是长幼尊卑，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调适。在若干霸座事件中，霸座者正是以自己年纪大为由要求年轻人让座。在更多的社会生活场景中，一些人对公共秩序和他人权益是不够上心的，有时候还相当不以为然。

社会生活的规则化、秩序化本质上是法治化，以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为本质特征。这不是说现代社会生活就不讲风格、风尚，给需要让座的乘客让个座，给需要帮助的人助一臂之力，人际交流交往多一些彬彬有礼、少一些霸道蛮横，这恐怕永远都是社会生活中需要提倡和鼓励的风尚。但让座是别人的风格风尚，而不是任何人霸占他人座位的借口。霸占他人座位，反过来强求别人发扬风格，岂不是一个悖论？

公共生活充满道德伦理之问，也离不开是非判断。讲道德也得明是非，模糊了是非，对风格风尚的诉求也会落空。张三买了一个靠窗的高铁座位，而霸座者喜欢上了张三那个靠窗的位置，但那个座位是张三的，我们可以说这是铁路运输企业与张三定立的契约，其实也是一种常情常理。明是非，就是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明白自己的举止是对还是错，就是认同社会规则的重要性及其对于所有人的价值。霸座并为之诡辩、耍赖，是既不讲风尚，也没有道理，更没有是非。

法律法规为社会秩序和规则提供保障，使我们不致堕入“丛林社会”。但法律法规不可能为社会的每一个场景、人们的每一举动都度身定制条文，所谓法治社会、规则社会，也并不表示法律法规规章没有明文规定的地方，就可以胡乱行事。让公共生活变得井然有序的，除了法律，还有社会风尚、道德观念、是非观念等等，有些未必行于明文，但都在我们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发挥作用，照看着言行举止，维系着公序良俗，调适着社会关系，增进着公共福祉。

【编辑：符樱】

（作者：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