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披星

豫剧《伤逝》

    “五四”时期，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和诉说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是当时个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称得上比较时髦的话题。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描写男女恋爱的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最多的是写婚姻不自由。鲁迅对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义，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敏锐地发现隐藏在恋爱婚姻自由背后的危机。早在1923年底，鲁迅就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妇女要解放应该用“剧烈的战斗”去争取经济权，“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到了1925年，鲁迅的世界观已处在根本转变的前夕，这时他则主张用“火与剑”的方式去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了。1925年10月写的《伤逝》，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鲁迅用小说的形式，把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跟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束缚，探索新的道路。

    基本情节是：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式新青年。子君认识涓生后，便不断地拜访他，听他讲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相恋。之后，子君又坚决地对涓生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着，与涓生一起寻住所、筹款子，并不顾亲朋的反对而同居，建立小家庭。但子君很快就陷入家务之中，他们的爱情也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久，涓生为当局所辞，他们便生活无着，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消减以至最后消失；但涓生又不便说出，只好外出躲避。迫于生计，子君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最后，涓生对子君袒露自己不再爱她的真实想法，她便被其父亲领回了家，并在无爱的人间死了。当涓生得知实际上是自己说出的真实导致了子君的死时，他追悔莫及，于是长歌当哭，凄惋地唱出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写下这篇手记，为子君送葬。

    从剧本改编的角度来看，豫剧的改编是忠于原著的，虽然涓生的角色从剧中不断跳进跳出是很话剧化的形式，但这也无可厚非。这个剧目改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时代性，也就是当这种妇女个性解放的程度基本完成之后，这个剧目的主题也就显然有些过时了。它还是难免陷入“社会改良剧”的泥沼之中，剧目的现代意义就很淡了。当现代女性基本上都完成爱情自主的自我认知后，这个剧目的深刻性似乎就被很大程度地限制住了。如果它还仅仅是停留在类似于“扫除封建余孽”的意义上，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了。

    所以，当剧本不断强调子君对涓生求爱时的“惊天一跪”，这种强调在今天看来就让人觉得有些好笑。因为这一跪不仅仅是子君对于自身爱情价值的确认，它是一种情感上的高峰体验，而更深层的意义甚至值得今天的人也参与反思的是：在剧中，这一跪又意味着子君自身成长的终止。在我看来，这种源于爱情又终于爱情的事实，才是这个剧目更加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所在。

婚姻生活是爱情从形容词向名词和动词的转化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对这种现实的处境是预料不足的。这在早期的关于自我建设的启蒙过程中，显得尤为明显。当我们反观婚姻对于爱情的束缚，不难想象，真正的独立在于个体自身的独立，而不仅仅是爱情观念的独立。这才是具有长久启迪的回响之声。

黄披星

黄披星 艺术研究者。创作以诗歌为主，兼有音乐随笔。【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