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北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主战场之一。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都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大别山、洪湖因此成为无数红色传奇的发源地。一批出身平民的革命家在这片热土上演出了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历史壮剧，也堪称现代历史的奇迹。这一切，都为文艺家描绘革命史风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1959年，由金山编剧、导演的电影《风暴》回顾了发生在汉口的“二七大罢工”的悲壮历史，蜚声影坛。同年，由湖北省歌舞团创作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也成功再现了洪湖苏区人民闹革命的坎坷经历，成为当代歌剧的“红色经典”之一。在众多歌颂革命的戏剧作品中，《洪湖赤卫队》富有鲜明的湖北地方特色。主题歌“洪湖水，浪打浪”将洪湖的美描绘得令人神往，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歌曲的经典。

小说方面，陈立德出版于1964年的长篇小说《前驱》描写了北伐战争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先遣团”的斗争历程，通过刻画主人公万先廷从普通农民在大革命中成长为革命军连长的过程，重现了革命的壮烈与曲折。由陈立德编剧的电影《吉鸿昌》因为成功塑造了抗日英雄吉鸿昌的感人形象，曾获第三届百花奖最佳编剧奖。

工人出身的作家刘章仪曾经出版过长篇小说《铁魂》和中篇小说《施洋大律师》，再度唤起了读者对“二七大罢工”的风云记忆，也呼应了当年的电影《风暴》。

到了1980年代初，映泉的短篇小说《白云深处》引人长叹：当年的游击队长苏大成为救护战友而掉队，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里受到了怀疑。他期盼着当年的战友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不知道战友早已牺牲。小说写出了革命中的缺憾，与郭小川的名诗《一个和八个》可谓异曲同工。也与乔良写湘江之战惨烈的名篇《灵旗》产生了呼应。

同样是写革命，出身于军人家庭的邓一光、牛维佳则致力于抒写革命的浪漫豪情——邓一光发表于1990年代的《战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尽情挥洒了革命军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豪情，写出了他们的性格魅力，另一方面又生动还原了革命军人秉性中的“农民性”——朴实又粗犷、率性也粗暴、能征善战却不大懂政治，读起来很自然会想到《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武松、李逵、鲁智深。牛维佳出版过关于辛亥革命的小说《十八星旗，高高的》《武汉首义家》，写出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命运的跌宕起伏，后来在讲述父辈革命经历的中篇小说《红小鬼连》中，则记录了少年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英勇军人的感人往事，令人想起无数小鬼在革命中成长的往事。还有中篇小说《把你当成窝》也颇有独到之处：刘永兰是宫为龙的警卫员，但二人在出生入死的烽火中共患难，情同手足。首长时时关心警卫员的冷暖和进步，警卫员则把首长当成生命之“窝”、情感之“窝”。在敌人炸弹飞来的一瞬间，“他们同时扑到了对方的身体上”。这样就写出了革命队伍里的兄弟情深。这些作品产生于世俗化浪潮高涨的年代，显示了时代精神的另一面：人们在追求世俗生活改善的同时为什么也会忽然回眸那一页激情燃烧的历史？可见浪漫的豪情并没有被世俗化的浪潮所淹没。邓一光、牛维佳的上述作品对于后来的同类风格作品（最有名的当推《亮剑》）显然产生了影响。

还有何存中的中篇小说《姐儿门前一棵槐》和长篇小说《太阳最红》，都依据红军将领的真实人生经历写成。前者讲述了历史巨变中将军（牛儿）与妻子郑秀云和前妻凤儿之间的情感波澜，点出了命运的阴差阳错，也写出了大别山人的朴实、冲动与忠诚，笔力遒劲中透出一唱三叹的柔情。后者则在重新发现革命史方面有新的探索：作家一面在革命者王幼勇兄弟与大地主、同时也是王幼勇兄弟的亲舅舅傅立松之间展开了对于革命与亲情之间痛苦抉择的描写（小说主人公有一句“王家人为什么参加革命在乡亲和傅立松的眼里本来就说不清楚”，其实就写出了革命的强大影响力），并通过这种描写揭示出了许多革命者为了革命毅然牺牲亲情的悲壮心态；一面也刻意写出了历史的偶然，从而写出了历史风云的变化莫测。这样，作家也就还原了历史的复杂与玄妙。这部作品还有一大看点是作家随处留意点染大别山区风土人情的淳厚魅力，从关于鄂东自古“民风剽勇……有时候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斗气，经常发生械斗……人是六亲不认的，外甥打破舅爷的头是常有的”的介绍到山区历史掌故、饮食习俗、婚姻仪式的描写，读来都能引人入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由此可见，当今湖北文学的革命叙事已经超越了从前同类题材创作的歌颂与反思主题，而致力于写出历史的沧桑感、命运的诡谲、人心的多变莫测，这样也就使革命叙事富有了哲理的丰富内涵。历史的复杂常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因此而具有常说常新的魅力。另一方面，我仍然觉得湖北的革命叙事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湖北的革命历史叙事虽然已经产生了具有史诗气势的作品，但还缺少“全景式”反映革命风云、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力作。湖北曾经爆发过“二七大罢工”“黄麻起义”那样的革命事件，也产生过“八七会议”那样的重要历史事件，虽然已有不少作家描写过，但仍然缺少以恢弘的气势、全方位的视野、富有新的历史发现的大器之作。在这一方面，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张正隆描绘东北解放战争的恢弘名篇《雪白血红》，还有邓贤描绘“中国远征军”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再现“淞沪抗战”的长篇纪实文学《淞沪大决战》都是值得湖北作家借鉴的“全景式”作品。

二

非虚构文学已是当代文学的重镇。在这个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学的真实，连作家们也常常感慨想象力、虚构艺术已经跟不上现实的千变万化的风云激荡之年，那些关注现实问题、回眸历史风云、记录名人业绩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格外引人注目。而当代湖北的非虚构文学成果也很值得关注。

湖北的革命史具有大起大落、格外曲折的气象。也是在1959年，曾经领导过当年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何耀榜（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出版了由他口述、夫人苏波记录的革命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以格外真实、感人的力量讲述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地区的共产党人与反攻倒算的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事迹。全书在跌宕起伏的叙述中，以真切的细致刻画还原了斗争的艰苦、敌人的凶残、烈士的可歌可泣，是革命回忆录中的精品。此书1983年再版，显示了长久的文学生命力。

1985年，由所国心、董滨合作的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在《解放军文艺》第四期发表。红安是有名的“将军县”，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产生过无数英雄传奇。那里的民风强悍，也极重情义。作品在开阔而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刻画了从国家主席、开国将军到普通人的精神风貌，写出了他们经历过的磨难与苦斗、他们爱故乡的感人情怀，也为红安精神树立起一座文字的纪念碑。由此想到，湖北还有“黄麻起义”的另一部分麻城（那里也出了三十位开国将军），还有被称为“烈士县”的阳新，都值得大书特书。

2003年，赵瑜、胡世全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通过回顾长江中一座沙洲上百年的风云变幻、人世沧桑，重现了由于水患、贫富不均和政治风暴的反复，各股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读来扣人心弦，其中关于革命的坎坎坷坷、历史的反反复复、农民的激情与弱点、命运的玄机与启迪，也散发出耐人寻味的思想光芒。

近年来，老兵张富清多年淡泊名利、严于律己的动人事迹为人传诵，令人想起当年回乡当农民的甘祖昌将军、红军团长方和明。田天、田苹合著的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真切记录了张富清的战斗历程和模范事迹，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具有一个人的革命史的意义，也足以使人想到无数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革命者、无名英雄。

应该说，关于湖北的革命史纪实，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从革命家恽代英、项英、陈昌浩等的英雄业绩，到关于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奋斗与牺牲，还有那些各地的地下党在艰苦岁月中的坚守与牺牲，以及那些不居功自傲、谦虚处世的功臣……都可歌可泣，值得永远纪念。那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楚魂不灭的证明。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写出革命史叙事的新境界、新经典？

（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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