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中国派出777人的代表团参加，这是中国在境外参加奥运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此次奥运乒乓球比赛为了防控新冠疫情，不允许球员用手或者毛巾接触球台，不允许运动员吹球。这对包括中国运动员在内的各国乒乓好手来说，都是新的考验。

《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金大陆 吴四海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不过，可以相信中国队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毕竟实力地位摆在那儿。取得这份实力地位并非一朝一夕。根据徐寅生在《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披露的情况，上世纪50年代，日本队是世界乒坛霸主，梅兰芳率中国京剧团访日时，曾代表中方邀请日本乒乓球队访华，日方没回音，直到1961年北京世乒赛中国队取得三枚金牌后，日本队才开始和中国队每年互访。

《国球之“摇篮”》有很多精彩细节，即便是对乒乓球、对体育不感兴趣的人，也可以从中看出很多门道。不过，在这里，我们主要撷取的是，半个世纪之前，一个新兴大国如何在乒乓球项目上崛起、成功挑战当时老大的故事。

海外有风来，乒乓登陆上海滩

容国团夺冠，总理定名“红双喜”

参加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队选手。左起前排：徐寅生、叶佩琼、孙梅英、邱钟惠、姜永宁。后排：庄家富（兼教练）、容国团、王传耀、胡炳权、李仁苏、杨瑞华。

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祥地在上海。在上海局门路796号有一座中国乒乓球博物馆。

乒乓球起源于英国，由网球变化而来，晚清时传入我国。1904年，上海合记文具店老板王道午从日本买回10套乒乓球器材，找来几个人学打，并在商店里展示，以利推销。乒乓球运动遂在上海流行开来，并扩展到其他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上海乒乓球队有7264支，乒乓球台8701张，当年比赛1745次，有57766人参加，在雄厚的群众基础上，诞生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郑敏之、李赫男、余长春等一大批上海名将。

虽然上海乒乓人才辈出，但是中国乒坛第一大功，却是来自广东的容国团斩获。

1959年，容国团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不仅是中国乒乓球第一个世界冠军，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首次取得世界冠军。乒乓球被定位为“国球”。中国乒乓球运动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令世界乒乓球界刮目相看。世界乒乓球协会决定将1961年的第26届世乒赛放在北京举行。

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还是新中国头一回，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乒乓运动器材。周恩来指示由上海来担此重任。上海方面很快研制出符合世乒赛质量要求的乒乓球、球拍和球桌。国家体委和上海市委请周恩来给这批新研制出的乒乓球运动器材起个名字。周恩来说：今年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容国团又夺得了我国体育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刚好是双喜临门，我看就叫“红双喜”吧！

你有张良计，日本队发明弧圈球

我有过墙梯，薛伟初甘当铺路石

为备战北京世乒赛，中国队组成了强有力的教练班子，集国内各路好手“108将”，开展针对日本、欧洲强队的针对性训练。

1960年11月，匈牙利队来华访问，老将西多告诉中国人，几个月前，他们访问日本时，被日本队新发明的弧圈球技术弄得一筹莫展。至于弧圈球是什么样子，西多没有说出更多的细节。不久，日本的乒乓球杂志也对弧圈球作了介绍，并扬言日本队将用这一“秘密武器”再度称霸。

正巧，日本队要访问香港了。教练庄家富专程赴香港火线侦察。原来弧圈球是用力摩擦，使球产生强烈上旋的打法。

体委领导要求中国队“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第一，不怕；第二，认真对待；第三，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准备最坏的情况。

离世乒赛开幕仅剩下三四个月。在此紧要关头，薛伟初、胡炳权等队员挺身而出，表示为了祖国的荣誉宁愿放弃参加世乒赛，也要学会弧圈球，帮助主力队员训练，后来余长春、廖文挺、吴小明等一批年轻队员也毅然加入了陪练的行列。集训队掀起了苦练弧圈球和对付弧圈球的热潮。徐寅生回忆：“我第一次接弧圈球时曾大吃一惊，因为来球的上旋太强，控制不住，球一下子蹿得老高，飞得很远。如果在比赛中第一次遇到，不仅会失误，心理上更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依靠无名英雄的前期付出，日本的“秘密武器”失灵，中国男队战胜了乒坛霸主日本队，第一次获得团体冠军，此外庄则栋还获得了男子单打冠军，同样直握球拍的邱钟惠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从此，中国的直拍快攻打法引领了世界乒乓球技术发展的新潮流。

北京世乒赛圆满闭幕，推动了国人打乒乓球的热潮。1961年欢度国际劳动节，由数千人组成的方阵，人手一拍，表演各种打乒乓球的姿势，接受天安门上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傅其芳布阵，此时无声胜有声

徐寅生说球，主席批示传四方

毛主席《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批示影印件。批示写道：“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北京世乒赛的结果，宣告国际乒坛进入了中日长期较量、抗衡的新时期。

世乒赛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国乒协邀请日本队留访。日本队一路南下，从上海、杭州一直打到广州，双方互相摸底，各有胜负。日方高手在比赛中用各种打法试探，力求找出对付中国队的有效办法。

在欢送日本队的宴会上，日本教练长谷川说：“夺冠军不易，保冠军更难……我要以最大的兴趣看中国的王座能保持多久。”北京世乒赛后，日本乒协宣布成立“强化对策委员会”，决心两年后重新夺回冠军。

按照中日两国乒协的协议，1962年10月，中国队将去日本回访。

徐寅生说：“起初，领导为留一手，名单上没我。我想，技术上我已无多大秘密，况且比赛就是相互适应。我们平时有无名英雄帮助进行针对性训练。如果对日本选手的变化不了解，尤其对日本新人情况不明，可能会吃亏。我考虑再三，斗胆提出要随队赴日的请求，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

在东京举行的比赛中，日本男队派出最强阵容，徐寅生估计不足，以1∶2失利。日本各报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日本选手也说：“已经找到了对付中国的办法。”

访日比赛，徐寅生四胜五负，“经过思考，我意识到自己有了成绩后，听好话多了，输了球后又觉得下不了台。思想上患得患失，胜了骄，败了馁，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我想，要对付日本队的挑战不易，而要克服自己思想作风上的弱点更加困难。我思想上压力很大，心事重重，通过比较和分析，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由于方法对头，信心有所增强，对付日本队心中有了底。”

1963年4月，第27届世乒赛在布拉格举行。男子团体赛中，中国队胜了联邦德国队进入决赛，徐寅生出场两次，一负一胜。“跟日本队决赛，会不会让我上场呢？我想对横拍的欧洲选手失利，不等于对日本队的直拍就不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相信领导会分析和考虑这些问题，并做好了上场的准备。正当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等待时，教练傅其芳走了进来。‘夜里侬上！’他用上海话通知我，语气坚定果断。我听后心里一阵激动，‘嗯’了一声，正等着傅指导继续讲下去。不料，他二话不说转身走了。”

时隔半个世纪，徐寅生激动地写道：“这就叫此时无声胜有声，用兵不疑，疑兵不用。组织的信任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其实，这只是傅其芳排兵布阵的一方面。比赛开始前的热身阶段，陪练余长春挥拍拉弧圈帮徐寅生训练，旁边的日本选手大吃一惊，纷纷过来围观。若干年后，其中一人曾说过这样的话：“第一次见到余长春打球跟我一模一样，太不可思议了。这等于中国选手每天可以跟我们练球，而我们却做不到。”

“秘密武器”公开亮相，给了对手极大的心理震撼。中日决赛开始，中国队有惊无险地蝉联男团冠军，并拿下男单、男双冠军，比上届有了进步。

但中国女队却全军覆没。“沾女子边的都输”，大大刺激了姑娘们的心灵。

为了女队打好“翻身仗”，国家体委从全国调集了一批年轻队员集训。此前，一些省市队到国家队来“取经”，领导派徐寅生去与他们座谈，反映还不错。此次女队领队就邀徐寅生去给女队讲一次。“说实话，我是有顾虑的。有的教练资历比我老，讲话难免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可能会得罪人。于是我想方设法推托。”最后，1964年9月28日，徐寅生还是去了。他到了现场，开场一句话：“我是来放火的。”他就讲自己打球的经历，如何学习解放军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带着“敌情”练兵；比赛中如何一分为二，从战略到战术上破敌制胜，如何破旧创新，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训练与实战、特长和短处、进攻与防御、领先与落后、思想与技术、现象与实质、为祖国荣誉打球与为个人名利打球等矛盾如何解决。

这篇题为《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被人现场记录，送乒协领导，又推荐给体委领导，体委领导向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老总汇报工作时提到：徐寅生到女队讲了一次话，女队反映很受启发，美中不足是没有引用毛主席的话。

贺老总说： 看一篇讲稿是不是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不一定看是否引用原话。

贺龙加了按语，转呈上去。毛泽东看了以后，大为赞赏，于1965年1月12日作出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

批示一出，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国代表，掀起了学习题为《关于如何打乒乓球》批示的热潮。《人民日报》1965年1月17日全文刊发了徐寅生的这篇报告，并用编者按语的方式，把这一批示精神发布出去。由此，“乒乓哲学”走出了乒乓界，走出了体育界，成为全国普遍关注的宏大问题。

1965年，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的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获得男女团体等五项世界冠军。在女子团体比赛中，先由梁丽珍、李赫男两名直拍选手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就在对手日本队花费精力研究如何迎战这两位直拍选手时，中国女队在决赛中却突然派上了两位削球手林慧卿和郑敏之，打了日本队一个措手不及，结果中国女队以3∶0完胜日本队。

来日方长，中国乒乓从此步入辉煌

前事不忘，开放创新才能基业长青

连续三届世乒赛的胜利，特别是女队翻身，宣告中国乒乓球队初步确立了全球优势；此后他们还将书写新的辉煌，比如“小球转动大球”，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只有全面而非偏狭地阅读历史，才能从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如果以为中国队只是按照“球场如战场”的兵法行事，那是片面的。书里也写了很多动人的细节：周总理得知日本一位女队员多年不孕，特地安排名医林巧稚大夫为其诊治；无名英雄余长春和他模仿的日本队员后来成为终生好友；宁失比赛，不失人品，关键时刻主动承认失误的崇高体育道德……

1968年，容国团、姜永宁和傅其芳3位从香港回来的乒球功臣不幸去世。1970年，缺席国际大赛数年的中国队派出最强阵容重返国际乒坛大家庭，没料到的是，欧洲选手在这几年中技术上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单打比赛时，中国七名队员先后被欧洲选手淘汰，成了头条新闻。

只有记住教训才能砥砺前行。1985年,国家体委追赠容国团、姜永宁、傅其芳三人“三英”称号，并批准创办“三英杯”乒乓球赛，延续至今。

中华民族是有历史感的民族，中国人是有教养的人。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人民，胜不癫狂，负不倒志，一时一地的胜负只是长河中的一瞬，基业长青才是他们的追求。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戴容】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