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杨于泽

民政部日前要求，全面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简约适当的婚俗礼仪。一方面是用庄严神圣的结婚登记颁证仪式，代替大操大办的婚礼仪式；另一方面，利用农村基层组织，把办婚礼的流程、数额等等，以村民公约的形式固定下来，通过农村的红白理事会来给予规范。

推动婚俗改革，很有现实针对性。近几年，部分农村地区结婚彩礼越来越高，一些农村家庭因为结婚背上巨额债务。这里边有女方索要彩礼的，也有男方炫富式主动用担子挑着人民币“上门”的。部分地区“闹洞房”也有走向低俗化的趋势，败坏了社会风气，甚至将洞房当成猥亵的法外之地。另外，参加婚宴的“份子钱”也将一些年轻人压得有苦难言。与此有关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公众意见越来越大，人们希望看到改变，这种改变的愿望很迫切。

移风易俗是一种社会共识，作为口号已经提出几代人了，但如何“移”与“易”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风俗处于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的交叉地带，把它当作文化范畴，政府部门不管不问，它就很可能以“恶俗”的形式长期困扰我们社会；如果公权力直接强势干预，比如近两年一些地方基层出台文件，给宴席设置行政许可、规定宴席桌数和礼金的上限等，又会出现过度干预的倾向，或者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弊端。

如果我们运用社会治理思维，移风易俗则可以开辟新的路径。风俗具有某种稳定性，原因在于风俗是社会内生的。移风易俗，必须把社会动员起来，调动社会成员本身的积极性，对风俗进行合宜的改革。而基层社会治理正是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多种主体通过合作、对话、协商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作为社会治理目标的移风易俗中，政府明确移风易俗的目标，而一些群众组织身居“一线”担当此任，上承政府目标意图，下接基层民意和呼声，将办婚礼这个流程、数额等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把大家移风易俗的愿望和要求表达出来。通过治理，新风俗不是政府强加给社会的，而是由社会内生出来的。

包括红白理事会在内的群众组织，如何成为重要参与方，有效发挥作用，需要认真研究与探索。红白理事会之类组织早就存在，但由于人口流动，在一些地方名存实亡。社会生活像一条永远流淌的河流，风俗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持续地表现出来，社会治理必须持续地存在。群众组织不是政府，但它应当可达可求，这是群众组织参与移风易俗的前提条件。

基层治理还必须投入必要的资金和资源，否则移风易俗以及其他基层治理都是一句空话。一方面要让人们把红白理事会这类组织真当回事，另一方面要使参与人员有责任感也有成就感。这将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也是基层治理的魅力所在。

【编辑 杨京】

（作者：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