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40年的婚纱照

长江日报融媒体12月9日讯(通讯员程莞茹 郑茜)12月7日,深圳,阳光正好。

在全球最大会展中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9对夫妻穿着婚纱礼服重温爱的誓言,爬上脸庞的皱纹、满头华发是他们数十载风雨同舟婚姻生活的见证。

他们是最平凡不过的夫妻,也是中建三局二公司首批投身深圳建设的建设者。 1980年8月26日深圳特区正式成立,1983年公司指派首批建设者从湖北赴深圳,投身特区建设。

他们是亲历者,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心路历程,也为此奉献了一生。

这隆重的仪式,是对他们迟到的祝福,也是对伟大时代的礼赞。

杨太祥、张德桂夫妻

没有上下班只有抢工期

杨太祥1934年生,毕业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施工管理专业,毕业后的时光几乎都伴随着国家建设。

时光回溯到1983年12月30日。杨太祥记得清楚,那一天武汉飞雪,很多人正在准备迎接元旦和即将到来的新年,他却背上了行囊南下,目的地是百废俱兴的特区深圳。

“我们开着两辆货车一辆吉普车,从武汉一路南下,广东省韶关市 乳源县山区时正值深夜,又遇大雪,车辆无法前行。”一伙人只能在当地的县委招待所搭板床,将就了一晚,就是在那里,他听到了新年的钟声。

中建三局二公司与深圳就是从这个钟声开始结缘的。

他们在深圳承建的第一个项目是罗湖口岸的联检大楼,156天,新大楼竣工。这也是我国最早实行联检的口岸,它联结着深圳和香港,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陆路出入境口岸。

而这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

没有宿舍,所有工作人员只能在河边搭建毛毡房,忍受蚊虫的叮咬;没有上下班,第一梯队、第二梯队24小时连轴转。

那一年过年,几乎没有人回家。

“他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过年是不可能一家团圆了。” 妻子张德桂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在武汉过年。

因为工作忙,34岁“高龄”时,杨太祥才与同科室张德桂喜结良缘。杨太祥是负责测量的技术能手,结婚十多年来,两人为了事业,辗转多地,先是响应国家号召,前往贵州参与三线建设,而后1975年,两人又来到了武汉,参与了当地多所大专院校的建设。

自此之后,杨老在深圳陆续参与了多个重要项目的建设,见证了深圳的飞速发展;而在武汉的家,张德桂也十分忙碌,她不仅要照顾两个孩子,还奔波于各个工地上。

两个人在不同的两个地方,共同为城市建设做努力,在交通通讯都不便捷的年代,唯有鸿雁传书。

彼时工作之余,他们这些建设者也会思乡,“那时深圳还很荒凉,我妻子还有两个孩子还在家里”,当年历史上被称为“明溪”的深圳河只是一条臭水沟。他们也会羡慕河对岸的香港有电视有冰箱,但是深圳物资还很匮乏。

“根本没有想到,仅仅两三年后,深圳就到处都有电视、冰箱卖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是从深圳发轫,各种票据最早也是从深圳开始消失。“深圳开始了了不得的发展,我们觉得自豪,也决定定居在这个城市。”

陈宝根、郑世诗夫妻

他是建设者,也是缺席的丈夫与父亲

1989年,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

深圳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

也是这一年,陈宝根从武汉调往深圳,他见证了深圳的第二轮快速发展,也承受着一年只能见一次家人的内疚与自责,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他是建设者;在46年的婚姻中,他是缺席的丈夫与父亲。

1970年,陈宝根遇到了郑世诗。

那时,他是中建三局二公司宣传队的宣传队员,精通笛子、萨克斯、扬琴、芦笙等多项乐器,而郑世诗在中建三局三公司一处上班。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演出上。”一个长相普通的青年男子,却是多才多艺,“自己很是倾心,心里开始想慢慢了解他。”

于是两人恋爱了, 1972年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只是那时,郑世诗没想到,后来因为工作忙,虽然精通乐器,丈夫却很少单独跟她表演过。

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一女,郑世诗调入了二公司,而陈宝根也从宣传科调到了安装处。

也是自此,他们的婚姻开始聚少离多。

尽管不是部队,但是一个通知一纸调令,陈宝根就必须跟着项目走,他们秉承着那一辈人“哪里需要去哪里”的建设情怀,走南闯北。

特别是陈宝根1989年从武汉调往深圳后的十年间,夫妻俩几乎一年只能见一次面。

“儿子参加高考时,他因为工作忙也没能回来,但因为这个是国家需要我们,再苦再累,我也从来没想过不干了。”郑世诗从未抱怨过,“很多人都是这样苦过来的。”

照顾老人,照顾孩子,似乎是一个时代女人的标签,但是作为中建人,郑世诗还不能仅仅做一个好女人。

她还是一名工作者,丈夫有丈夫的事业,她也有她的事业,在丈夫去深圳前,因为工作敬业认真,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党对我的认可。” 郑世诗说。

如今,两人的儿子也在中建三局工作,他们希望孩子能将吃苦敬业的品质传承下去。

邓金元、高薇夫妻

他们是爱人,也是最默契的伙伴

最好的爱情,就是即便无言也能默契相通,而邓金元和高薇便是这样的幸运者。

他们的爱情从学校开始。

两人都是北京林业大学的高材生,高薇是播音组组长,而邓金元是团支部宣传部长,因为经常要去学校广播站沟通工作,一来二往两人认识了。

直到大学毕业分开后,两人才通过书信确定了恋爱关系。

1968年邓金元和高薇一起进入公司,虽然两人憧憬婚姻,但是结婚并不是一件容易事,“那时候我们满了27岁还没结婚,就是因为没钱。”

终于领证后,师傅给他们做了张1米1宽的木床,师弟做了两个小方凳送给他们。

“这在当时算是豪华了。” 两人从贵州一路到了武汉,“就好像现在年轻人流行的旅行结婚。”因为没钱办婚礼、摆酒席,两人就只买了两斤喜糖,当婚假休完后,两人发现身上连一块钱都没有了。

那时,他们都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婚礼变得越来越隆重。

一个月十二元钱,就把生活过下来了。“不觉得苦,因为大家都这样。”对两人来说,物质上的艰苦不算苦,最煎熬的却是聚少离多。

但是两个人却深知,在国家亟需建设的时代,他们必须要作出舍弃。

1970年至1976年,公司军事管制后,因为邓金元是营部书记,要管的事情非常多,每周只有一天休。

在贵州时期,每个月仅有两三次周六下班后,邓金元打着手电筒走四公里多山路去看妻子高薇,贵州冬天很冷,但是阻隔不了相爱的人;在武汉时期,高薇在大雪天去挑锅炉房的水,生病也从来不给丈夫打电话,她希望丈夫能做好组织安排的工作,不要为她牵挂。

妻子怀孕坐月子时,他都缺席了,只有在妻子生老二的时候,请了一天假回来陪她。因为高薇生产完营养休息不好,照顾孩子又特别辛苦,得了眩晕症,这成为邓金元最愧疚的事。

1986年4月,邓金元升为副总经理后被派往深圳,一年只能和妻子见两次面。

“一次是春节前后的探亲,还有一次是公司年终大会,一次时间长一点,一次短一点。”如今,邓金元回想起来,两人退休后相处的一年时间,竟然相当于退休前10年加在一起的时间。

在整个国家处于奋斗的阶段,他们这些建设者毫无怨言,全情付出。

两个人是同学,是夫妻,更是一起奋斗的搭档,“很高兴的是,我们的付出,在今天看到了最好的结果。”

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的40年里,中建三局二公司的繁华与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则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事。

【编辑  肖月】

(作者:通讯员程莞茹 郑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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