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劼（资深媒体人，业余从事文史、艺术研究。)

杨振宁总结自己学术生涯之幸：“19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新的领域，粒子物理学。我和我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这个领域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说幸运，是自谦，更是实录。整个1950-1970年代，是粒子物理的黄金时代，热潮奔涌，用费恩曼的话说，最天才的人物都集中于此，最宏大也最费钱的科学仪器——粒子加速器集中于此，个人和潮流的互动如同峰顶的长啸，群山回响。

爱研究宇宙大道的萨根其实对人间小道也门儿清得很，他从另一个角度诠释这个道理的烟火气。他说，许多科学家最富创造性的时期，便是在拿到博士学位后、进行博士后研究的那段时日，但“最富创造性”和“取得创造性成果”，些微之差，天壤之别。将创造性“变现”为创造性成果，关键就在选择。选择无非两条路，是冷得精明地贴身紧逼“热”科学，还是热得昏聩地安心枯守“冷”科学。前者有钱有项目有实验器材，通向学术界的“金字塔”，后者无钱无项目无实验器材，退居学术界的“牛角尖”。在这样的环境里，“冷”科学很容易变成无起无伏、无惊无喜的“僵冷”科学，“冷”科学家很容易变成无思无虑、无毁无誉的“灰冷”科学家。寂寞空虚冷，无聊懒散闲，萨根不无讽刺地说道，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教授，到头来发现自己“紧紧卷进了一场死亡之舞”：学术生涯的生活场景如卷轴展开，一眼看到头。

杨振宁的前途大小之幸、萨根的科学冷热之择，其实道明了如果科学家在研究方向上也有策略博弈的话，十之八九会蹭当时的“热”点，十之八九也应该蹭当时的“热”点。使尽浑身解数去入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最优化路径。从科学的逻辑上说，热点问题未必是有价值的问题，但从概率上说，热点问题造就有价值的成果的可能性更大些。从科学家的逻辑上说，蹭热点未必就能做出有价值的工作，但从概率上说，蹭，两分努力便可换得八分成绩，不蹭，八分努力只换得两分成绩——这也是一种科学世态的八二定律。结论：还得蹭。

但1970年代以后，粒子标准模型已然完美，无以复加，统一四力的更基本的理论还迟迟不见踪影，无处着力，至微之粒子物理不再是一个有新期待、新发现、新突破、新发展的领域，如杨振宁所言“The party is over”（盛宴结束）。而热冷转换，至大之宇宙学则“寿筵开处风光好”，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的强势学科，一直笑傲到这几年的诺贝尔奖，这应了风水转圜、世态沧桑的天道；也应了美猴王那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人道。

一代代年轻人，投入科学的弱水三千，何谓幸运，就是在1970年代之前赶上粒子物理的涨潮，碰海拾贝；何谓不幸，就是在1970年代之后还在追赶粒子物理的退潮，裸泳难掩。

杨振宁为什么要说晚会结束的预言？就是留给一心想赶下一波浪潮的年轻人一点建议，做一个明白科学新旧领域转向、冷热点问题交替之必然的“巧妇”，而非一猛子扎下去，只顾低头划水的“蛮夫”。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线性匀速的，而是在一个浪潮接一个浪潮的起伏波动里蜿蜒变速前行，“冷”点从来不是推动科学长足发展的引擎，“热”点才是孕育科学突变的温床。个人与潮流同向而行，事半功倍，个人与潮流背道而驰，事倍功半，般般俱在的科学史告诉我们，如果真有科学“传统”的话，喜新厌旧、嫌冷爱热，算是一本薪火相传的秘笈。

【编辑：贺方程】

（作者：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