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两个最大的现实，一个叫全球化，一个叫现代化。全球化指向空间，现代化的后面是时间。近500年来，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定义，相互推进，但核心是现代化。

 与这两个最大的现实相对抗，有着反全球化和反现代化的思潮。达沃斯论坛、20国集团会议之时的抗议活动，“美国优先”论和欧洲民粹主义复兴，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的表现。反现代化思潮，则几乎在所有后发展国家都曾出现。

    当然，无论反全球化还是反现代化，都有从极端到温和的复杂谱系，两者间又有共通性。反全球化强调地方性，强调地域本有的价值，而不是在全球化安排下被分工的价值。反现代化强调历史的价值，强调一个社会“本来”的文化、生活、生产方式的优势。因此，反全球化与反现代化最后都表现为对“地方性”的维护。

    空间上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与时间上的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最终化约为空间上的争执，即“地方性”有多大价值的问题。但后面，起作用的其实是时间性的概念，也就是“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全球化被视为现代化的一种表现或者一个必然结果。

    现代化不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即何为现代，何谓现代化。它还是一个价值性的概念，即应当怎样做，方向在哪里。它是一种价值尺度，衡量不同的文化、生活、生产方式之高下、优劣、是否过时。最后，它就成为一种判定生死的标准，现代才有权存在，过时的无权存在。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只是一种自省而为的趋势，而且被视为一种干预理由。

    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等等，是在“现代化”的逻辑下展开的。一种被认定为落后的状态，不只被认为可以消失，因此“死不足惜”，而且被认为“应当消亡”，如果它不自行消亡，那么外力可以强加其消亡的命运。近代世界，亚非拉民族所受到的凌辱，后面就有这么一层原因。民族解放运动的正当性，就在于抵抗这样一种野蛮的“现代化”逻辑。但终极来说，如果抵抗这种野蛮的现代化，而不伴之以民族的现代化自新，则民族解放之后，也难以自立于现代世界。

    当我们习惯于用发达和不发达来区分世界时，接受的绝不只是一种经济划分标准，一个客观的数字界限。这后面，我们往往接受了一套无所不包的价值定义，从经济、技术、管理，到制度、文化、审美，甚至辐散到种族优劣和身体美丑。在发达社会一方，掌握“现代”的话语权，同时也掌握了一切的定义权；在不发达社会一方，接受“现代”话语权的治理，差不多也就内在地接受了一种无所不包的自我否定范式，自我所处的社会被认为是需要抛弃的、没有价值的。任何与发达社会的差异，不再被看成是不同，而被看成是不合道理、不合逻辑，应当消除的。

    这就是“现代化”对后发展社会带来的吊诡处境。一方面，后发展社会需要现代化，否则将因为落后而自然丧失其存在的条件，即所谓“被开除球籍”；另一方面现代化又将使后发展社会否定自我，那么即使现代化了，它也不是它自己了，它将存在，但只是作为全球化里面一个无特性的均质原子而存在。现代化的全球化推进，后面蕴含着由发达者掌握的现代化定义权、这种定义权的全球推进，以及一整套价值的“普世验证”。

    “现代化”话语认定，整个人类世界，虽然同时共存于现实之中，但每一个社会都处在一定的“历史时间”上，有的在现代，有的在古代，有的在古代到现代的过程中，有的已不具备转型到现代的资格。近代以来很多“土著社会”的灭族式瓦解，就是“现代化”铁蹄所为，现代化的野蛮杀戮被当成现代文明推进的步骤。“现代化”眼光下，历史是线性进步的，后发展社会的希望在于接受发达社会的标准，进入被接纳、被认可、被同化、被占有的位置。不跳出这样一种“现代化”思维，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追求可能成为避免被强力消解而进行的自我消解。

    把所有的空间差异化约为时间差异，把每一个社会的异质性都解释成时间上的异步性，这样的现代化思维，本身就取消了世界丰富性的依据。因为按照这样的思维，任何不同，不是表明人类行为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是某一部分的人还没有做到这样，他们应当做到这样，他们将来一定要这样。这正是今天发达国家看待后发展国家的方式，此前，也是殖民主义者看待被殖民社会的方式，“文明人”看待“土著人”的方式。真正文明其精神，而不是貌似文明的野蛮，是所有发达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在后发展社会里，一些人也是这样自我认定的，因而形成一种内在的甘于居于从属、跟随地位的主从意识，极端者认定自己的民族没有前途、自己的文化没有价值，跟上队伍而不被抛弃就很好了，自立没有必要，反抗就是反动，跟着主人有好吃喝才是正经，阔人翻脸了不是阔人的问题，一定要反省自己输诚不彻底、做得不够循驯。自信的垮塌与重建，是所有后发展社会共同的课题。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代，需要怎样的人类准则，才能约束发达者的自负，避免后发展社会的被迫瓦解或者自我瓦解？近代以来的人类史，固然可以视为一部经验史，也可以视为一部教训史。世界是丰富的，丰富不是时间进程上的先后，而是世界本当如此。异质性的世界，多元化的文化，特色性的治理，不是“普世价值”像上帝一样光照世界前的异常，而是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自然权利，都有其历时演化和与其他文化共时呈现的资格。

    全球化应当是人类所有成员的福祉，而不是塑造发达社会劳心后发展社会劳力的天命等级分配。现代化应当成为所有人的方向，而不是发达社会统治下后发展社会进行被瓦解或作自我瓦解的选择。每个有人类生存的地方，人们都有自己的现代化方式和现代化道路，用这样一种空间性逻辑代替“人们不一样在于他们处在不同历史时点”的时间性逻辑，可以作为重建“现代化”的起点。【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