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博物馆里收藏着一面一分为二的铜镜。一对夫妻曾经盟誓，先逝者持半面镜子陪葬，后逝者持另半面镜子，直到合葬后破镜重圆。后逝的丈夫比先逝的妻子晚二十年，所以他的半面镜子出土时，也显得比妻子的半面薄而暗淡一些。

这是另一时空里的爱情故事，其实也是一段关于身份认同的故事：来于何处，归于何处。有了这份认同，衰老的丈夫执着半面镜，生死契阔便已坦然，与子偕老便也有了诗意，如同徐则臣在《耶路撒冷》里的一句话：“当回忆变成怀旧时，就已经在审美了。”

同样，在博物馆文物的橱窗前，我们用现代观念阐释古代故事，也是将回忆变成怀旧。

之所以说现代观念，乃是“身份认同是现代性的产物”，来源于现代社会让每个人产生身份的焦虑：现代社会最深刻的体验是其“流动性”，人总处于一个不断开始、不断结束、继而又不断开始的过程，生活充满了变化和选择，个体逐渐丧失稳定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有研究者说，徐则臣以往的小说很好地体现了处于变革时代里人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感，那种“待在原地感觉不到岁月流逝，一旦离开，时光的重量让我们不堪重负。生命中总有一些告别是永别”的伤感。

焦虑是人生坐标里找不到准确的定位，克服焦虑，无非给坐标加一个维度。《北上》让人感觉徐则臣加的是历史的维度，把乡愁、贩夫走卒、老物件放到一条“自钱塘开始汹涌，逆流而动，上行、下行，又上行、下行，如此反复，岁月浩荡，大水汤汤”的大河的恢宏历史里认知。在文本内部重演大运河那“繁复、悠长、宽阔”的历史，发掘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精神——这是评论家的话。

从这个角度说，徐则臣的身份认同是在努力归乡，“走出来又回来……你从哪里来，终归要回到那里去，所以你才是你。”文/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