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今天，我们经常地通过时间和节日来度过社会和个体的时间生活，时间意味着一种以小时和分为基础的计量方式，节日意味着共同的社会文化节奏。而传统中国则更加习惯于使用“岁时”，它代表着过去人们与时间打交道，包括计量时间、体验时间、使用时间的方式。

岁即年，是一个历法概念。节是有特殊意义的时间，它对岁进行了划分，如同竹节划分了整根竹子。可想而知，没有历法，就不可能有岁、年，没有岁和年，也不可能有节的概念。

在有历法之前，肯定要有计数的发展。一个又一个日子，这是产生年这个概念的自然材料；通过计数把一个又一个日子标记出来，则是产生年这个概念的观念准备。能够产生年的自然材料，还包括一个又一个日子里的直观现象，如日照长短、太阳高低、星象变化、月圆月缺、鸟类迁徙、草木枯荣、昆虫生灭等等。但最终，如果没有对天文观察，就不可能产生出准确的年，地球上任何事物的规律性变化，都是有误差的，只有天文观测中的规律性现象才没有误差。所以，任何“年”的概念，都形成于以地球为基点的天文观测。

有年才会有节，或者说，有年才谈得上节。没有年对时间、对日子进行序列整理，那么日子就没有可给予意义的工具，只有在年的框架之下，节才能存在，并获得一定的意义。而节首先显现出来的意义，使年这样一个长时间的体系得到划分，哪个日子白天最长，哪个日子白天最短，在中国，这就是夏至和冬至，两个昼夜等长的日子，则是春分、秋分。如此，便诞生了四时。

随着天文观测的更加精确、物候观察的更加完备、农业生活的更加发展，对年的人为区分就更加精细，二十四节气就建立起来。这些都与日不同，日可以说是最直观的时间显示，而年和节则是人类的重要发现。获得日的概念，基本不需要知识基础；获得月的概念，不需要太多知识准备；而岁和节的概念，则是一种体系化的知识。时节首先是农事的时间指引，但时节何以为时节，则需要得到观念的解释，在“率人以事神”的时期，祭祀神灵就成为节的主要活动。祭祀的后面是恐惧，祭祀是因惧而敬。

此外，历法作为一种法，不只是计时的“方法”，还是计时的“律法”，颁行是王权，奉行是王化，不奉正朔就是不承认王的统治。“月令”既是对自然的四时观察总结，也是生活农作指南，还是一份行为的指令。时令既是时间发出的指令，也具有政令的性质。违背时令，不只毫无疑义地有着道德上的亏欠，还可能受到现实的讨伐和追责。历法月令，就是天人合一的时间法令。

岁时的本来意思，就是时间知识的体系化，既用来使时间得以记录、标记和划分，也用来指示祭祀活动和农事活动的开展。但岁时的有效性，使天地人之间呈现了“谐和”关系，于是人们又把成套的文化观念附会在岁时上。阴阳五行观念、天人感应学说，既使时间成为文化整理工具，又成为文化教化工具。观念附着于岁时，才真是“日用而不觉”地影响到人。

但今天，我们想到岁时，并不是感受到它附会着的观念体系，而是传统中国的生活史。岁时成为生活化的时间现场，一般认为是在魏晋以后。

【编辑：贺方程】

（作者：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