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煦

上周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比起电影《流浪地球》，刘慈欣的原作冷酷得多，但是在两万多字的原著小说里，他用了不少笔墨去写那个年代的男女之事，别有一番味道。

小说主人公“我”的爸爸，是空军的一名近地轨道宇航员，有一天他回家对“我”的妈妈说——

“我爱上了黎星，我要离开你们和她在一起。”

“她是谁？”妈妈平静地问。

“我的小学老师。”我替爸爸回答。我升入中学已两年，不知道爸爸和小星老师是怎么认识的，也许是在两年前那个毕业仪式上？

“那你去吧。”妈妈说。

“过一阵我肯定会厌倦，那时我就回来，你看呢？”

“你要愿意当然行。”

过了两个月，爸爸真从小星老师那儿回来了，妈妈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

刘慈欣用全知视角解释了这一幕：在这个时代，人们在看四个世纪以前的电影和小说时都莫名其妙，他们不明白，以前的人怎么会在不关生死的事情上倾注那么多的感情。当看到男女主人公为爱情而痛苦或哭泣时，他们的惊奇是难以言表的。在这个时代，死亡的威胁和逃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除了当前太阳的状态和地球的位置，没有什么能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并打动他们了。这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关注，渐渐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对于爱情这类东西，他们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赌徒在盯着轮盘的间隙抓住几秒钟喝口水一样。

后来，“我”的妈妈死于地下城，当时岩浆入侵，根据联合政府的危急法，城里36万人按照年龄排队。最靠近电梯口的是由机器人保育员抱着的婴儿，然后是幼儿园的孩子，再往后是小学生，……妈妈则排在两万多名大学生后面。

再后来，“我”爱上一个日本姑娘加代子，两人向联合政府的民政部发去了结婚申请。官员挥手在空中划出一个全息图像，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几万个圆点，是那几天全世界向联合政府登记结婚的数目。由于环境的严酷，法律规定每三对新婚配偶中只有一对有生育权，抽签决定。加代子点了中间的一个，那个点变为绿色，“我”有了生育资格。

在木星暗红色的阴影下，“我”的儿子在地层深处出生了。过了一阵子，按照联合政府的法令，“我”和加代子把儿子送进了养育中心。回家的路上两人都感到维系关系的惟一纽带已不存在了。走到市中心广场，有人在演讲，另一些人在向市民分发武器。

这就是叛乱的开始，人们牺牲奉献了400年、忍耐了400年，然后发现太阳没什么变化，他们觉得受骗了，要讨回公道。加代子默默地走上前去，接过了一支冲锋枪，加入到队列中，她没有回头，祖辈三代都是联合政府军的“我”没有跟上去，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

关于那场叛乱，那是另一个故事了，那个故事更加冷酷。我这里想说的，仍然是男女相悦之事。

“流浪年代”的这种事其实不适合拍成电影，观众掏钱进电影院是来享受梦境。听说电影《流浪地球2》已经启动，如果里面居然有爱情戏，那么其爱情观一定是我们这个年代熟悉和接受的。

不过这不等于说，刘慈欣写的那些就是假的，是空想出来的。恰恰相反，它离我们很近。

读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抗战爆发，他是战地记者。有一次投宿旅店，只有一间房、两张床，和他拼住的是一对逃难母女。晚上，那母亲把十几岁的女儿推到他的床上；曹聚仁事后才知母女俩身无分文，还欠下房钱6元，于是店员安排她们如此行事。

第二天，曹聚仁替她们付了房钱，叫了独轮车，又送了10元。

曹聚仁写了这一段，接着就写他看过雷马克《西线无战事》，里面有个德国兵手拿两个面包，就有法国少女来投怀。

曹聚仁后来又写他遇到的一个“老司机”。这司机用抛锚解决一切问题，一车客人，看中了谁，就“一路抛锚”，“谁都会变成他的笼中鸟”。

流浪年代自然有英雄，也有小人；做不成英雄又不想当或者当不了小人的，就夹在中间。这样的年代，还是在电影院里或者书里看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