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昕

我这大半辈子,作为知青下乡的一段不算,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编辑。

1982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已近30岁。选择就业,当时有各种机会。60个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名额有16个。我是班长、党员,学习成绩不错,毕业论文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当时可选择的机会较多。

我觉得从政做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书生气也不适合经商,至于做学问,虽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若是以“才、学、识”来衡量,在同学里面比较,我的“才”比不上方方、王家新、高伐林他们,“学”比不上陈晋、杨胜群、乔以钢、於可训等一批人,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或许不输给其他人。我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于是决定做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班以后先按惯例做了10个月的校对,然后面临在出版社内分配工作部门。同来的6个大学生,只我一人是党员,所以格外受重视,很快被社领导相中,作为政工干部培养。分部门时,其他5人都进了编辑部,只我一人被分到人事处。

我没去报到,后争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当了一位编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极好的工作平台,不仅面对的作者大多是文坛耆宿、名家大师,编辑部中也是名流云集,严文井、韦君宜、屠岸、牛汉、绿原、楼适夷、聂绀弩、舒芜、蒋路、徐磊然、刘辽逸、陈迩冬、王利器、龙世辉、王笠耘等老一代名编当时都还没有退休,一开会见到这么多令人仰望和崇拜的人物,着实让我震惊。

老编辑告诉我,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编什么,你就要关注什么,钻进去;二是做什么书,得像什么书,既要符合规范,又要符合读者期待。

我刚接手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时,为了和主编唐弢先生探讨书稿中的遗留问题,我找来了国內出版的四五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著作,进行对比阅读,试图发现问题。后来,我的业务发展果然一路顺风,一年后开始负责理论组的工作,三年后担任编辑室副主任。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14年,被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同时积累起作者资源。看到自已亲手编辑的图书受到欢迎,引起反响,我感到很快慰,乐此不疲。

1996年,经友人推荐,我被调到香港三联书店任职。前后8年,先做副总编辑,继而做执行总编辑和总编辑。香港市场狭小,商业却发达,出版运作与内地相比难度大多了。我把这比作在深井里游泳,水既深又冷,非充满活力且技巧娴熟无以自保。

由于很快就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书业作为非基本生活必须之行业,受到重创,许多出版社难以为继。那时最担心的不是出版社能不能完成赢利指标,而是能否维持出版社生存,能否保留住一支基本的专业队伍。因为,在那种环境下,年底一算账,赔了钱,只有炒人。人炒光了,出版社就关门大吉。

那几年,精神压力之大,难与外人言。记不清有多少次梦中惊醒,也记不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总算是最后渡过难关,同时留下了一批好书。特别要感谢三联前辈蓝真、萧滋等老先生给予我的教诲,我从他们身上时时感受到出版人的信仰和激情,深刻理解了编辑应具备的责任和使命,智慧、胆识和担当,从而树立了出版人的文化理想。

8年后我被调回北京。从副总编到总编辑,经手的图书又有一千多本,加上前期编的,总共应有两三千本吧。这些书秉承老一代三联人开创的出版传统,不仅领先一步、传播思想、启蒙社会、服务大众,而且追求一流、倡导新锐,受到社会好评。其中有不少图书是我亲自策划组稿,亲自编辑审稿,亲自营销推广的,也有一些图书是我绞尽脑汁、费尽周折、历尽辛苦才得以促其问世的。看到这些书,我感到欣慰,满足,无憾。

李昕 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