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披星

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当舞美系年轻的研究生在咖啡馆问我关于艺术的天赋话题时，我也是觉得犹豫和局促的。因为对于这么具体又庞大的话题，难免会不自信。也经常听到，艺术只有“天才派”这样的说法，似乎更加斩钉截铁一些。于是，很公共的回答就出现了：你有多少热爱，就有多少天赋。这其实是一个偷懒的答案。起码这样的回答中，缺少了艺术本身的认知程度。它的牵强，只能算一种来自外部的强力胶效果。

    当我慢慢回想的时候，天赋即热爱的说法显然太过青春期，它更像是保持年轻态的一腔热情。起码，应该说真正的天赋或者保持天赋有效期的方式应该是：热爱，还要加上好的方法。你知道往哪儿走，还知道应该怎么走。

    更具体来说，所谓方法，起码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意识，然后才是技术——还要锤炼为技艺。而意识是需要底色的。好比如一个歌唱者，我会很看重他（她）的演唱中有没有“摇滚底色”。如果没有，恐怕他（她）在艺术工作的早期，并没有被开发好。这种人要么太顺了，要么是太正了。当然，所谓的“摇滚底色”，并不一定是一种经历，它更像是一种成长过程或者说艺术成就过程的必须。对于写作者，它未必是动词，更像是形容词。

    “摇滚底色”最大的目的在于：先有独立性，才有一点点的创造性。这好比如一个人在青春期最应该叛逆的时候，却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个体经历，在需要自我独立的时候，在文本创作的独立性上，恐怕很难有什么作为。当然，问题在于，很大可能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曾经是叛逆过的。那么，属于“摇滚底色”的这种叛逆，其实是一种把这样的叛逆期不断延长综合丰富的过程。也就是说，那其实是一种可以服务于写作所需要的独立思想。

    从文体上来看，写作的方向不仅仅取决于天赋，还取决于选择的合理。我们无数次说到该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都是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思维方式，一种能够跟我们的生活本身相对应的思维方式。显然，每种文体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散文是内省的。它真正的难度在于写作者必须把自己放进去，而且是诚实和有效的。诗歌是跳跃的，但现代诗歌的难度并不在于跳跃，而在于对跳跃的克制。诗歌要书写的应该是一直被忽略的生命态度：它要求的终极性与自由感受力密切相关。帕慕克在谈论小说的时候提到，有所谓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同样，在诗歌中起码有两种诗人：天真的和感伤的。类似于李白式的和杜甫式的，甚至还有李商隐式的。

    小说要渐变；除了细节，小说的责任还在于对环境的再创造。这是它与散文的区别。故事是技术，人物是精神力度。它更像是自行车慢骑比赛。戏剧要激变。戏剧要激起的是什么——我们自己，还是观众？它需要寸劲的力度，也要通过人物的肌肉传达出来。它隐藏的环境因素，恰恰是最大的难度。

    很多时候，我们写作的困难并不在于天赋，而在于我们的底色——日趋黯淡无光。写作真正的难度都在写作固有的过程中，这跟游泳的道理并无二致。但值得重复的是：所谓技巧，就是激情、记忆和自律。除此之外，必须诚恳地生活，真切地想象；用丰盈的空间感，注视着每一段时间。它就是隐藏在生活深层的事物的肌理，时间的肤色。

    天赋的问题从来都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魔咒，它一直如影随形：你摆脱不了，又莫名恐慌。每一次如同梦幻般的抗拒，也只能是一手抓着热爱，一手拄着方法，蹒跚前行。远处，总是有大海一般蔚蓝的世界——这是最宏大的底色。

黄披星

黄披星 艺术研究者。创作以诗歌为主，兼有音乐随笔。【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