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外交官以史为鉴话AI

李煦(历史爱好者)

今年第一期《国际政治科学》上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傅莹写的《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

公众所熟悉的傅莹,一头银发、风度翩翩,从容大方又不失温婉地向外界说明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从她担任驻菲律宾大使、驻澳大利亚大使、驻英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到人大任职,兼任“两会”发言人,一路走来,都是以这种形象示人。

而谈人工智能(AI)的这篇文章,则传递出傅莹的另一面:睿智、尖锐、严峻。

她首先界定了要谈的对象,把“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留给未来,专注于“目前已经存在和能大致预见到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技术其实是人类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比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无人驾驶、游戏玩家等。

然后她引用《麦克尼尔全球史》指出,技术革命对军事、政府组织方式、信仰、权力转移和地区格局演变有着决定性影响。“公元前1700年左右,战车革命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黄河地区等区域的权力格局,例如,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北部和商朝的兴起。公元前1200年后,铁冶炼技术的出现和传播,使装备着相对价格低廉的铁甲胄和兵器的普通步兵,有条件将精英驾驭的战车掀翻在地,更加廉价的武器装备、更大规模的军队、官僚统治的巩固等条件的组合,使亚述、波斯等农业帝国的崛起成为可能。公元前7世纪,马弓手的数量和技术又一次打破欧亚大陆的军事政治平衡,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再度取得对农耕民族的优势。”

人工智能是否具备这种威力?傅莹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展开论证。

她引用普华永道和麦肯锡的研究报告说,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带来10万亿美元以上的额外增长,关键是——增长不是均衡的,“有3种类型的国家最有可能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受益。第一类是有人工智能先发优势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都被看好。第二类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同时人口较少或处于下行趋势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第三类是拥有更多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的国家,或重视相关专业教育的国家。”

在军事方面,人工智能会改变战争方式、军力对比。“战争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决策最快和执行最快的一方通常会占上风。在人工智能辅助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其决策速度会大大超越传统战争模式,加上能够自主决定发射致命武器的自动武器系统,将大大加速战争进程。……一方在人工智能上的技术优势会迅速形成战场上的压倒性优势,使劣势一方无法形成有效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况。”

傅莹也道出一些残酷的真相:人工智能可能改变全球产业链,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前“去工业化”或永久性失去工业化的机会,被锁定在资源供应国的位置上;人工智能将从决策者、军队、民意3个层面减少对战争的制约,降低战争门槛;人工智能将赋予巨头企业前所未有的权力;人工智能也有可能为恐怖分子、黑客、罪犯等提供新的犯罪手段。

而且,人工智能与核武器不同,无法禁止某个国家去研究和使用人工智能。

傅莹认为,即使是弱人工智能,也足以改变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给全球治理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她举了个简单的例子: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要素是算法、算力和数据,未来可能出现“算法霸权”,数据将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国际社会先后就自然人的跨境移动、船只和飞行器等交通工具的跨境移动、资本和商品的跨境移动等,形成了普遍认同的规则和制度安排。……数据跨境转移应遵循什么规则?数据的产生方、使用方、输出方、接收方等利益相关各方分别享有什么权利、承担什么义务?国家与数据企业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将是未来全球治理的难题。”

傅莹进而设问,既然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安全和治理挑战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那么,人工智能是否会成为那个将中国、美国、俄罗斯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火星入侵”式的挑战呢?

其实傅莹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出了答案,她说当前最紧迫的安全威胁仍然是“人类本身利用人工智能去威胁人类”。

既然还是人间的尔虞我诈,就很难指望全球团结一心。要抵御“你的AI”,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我的AI”;至于这种竞相发展会不会导致技术越过“奇点”,出现强人工智能乃至超级人工智能,那是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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