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

中国理论要有中国性，把中国实践解释清楚就是最好的理论研究。这意味着，当我们面对各种国外理论，既要保持交流互鉴的开放，也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能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

近年来名目繁多的各种“陷阱论”即是一例。“马尔萨斯陷阱”“民主陷阱”“文明的冲突陷阱”“新冷战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在西方理论界层出不穷，也往往成为描述中国发展的流行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常年从事国际事务研究，他认为这些“陷阱论”的潜在逻辑是，中国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

这些“陷阱论”的理论背景是什么，该如何认识它们？我们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王义桅教授。

如果做学术搬运工

   会不自觉掉进各种理论陷阱

“陷阱论”在西方理论中层出不穷，能否举例说明都有哪些“陷阱论”，都有什么含义？

王义桅：在形形色色的陷阱论中，“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是近些年讨论最多、最为人所熟知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不少中等收入经济体长期停留在这一阶段，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加上原有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矛盾显露，发展优势渐渐消失，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修昔底德陷阱”和古希腊的一场战争有关，2400多年前，古希腊曾爆发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是2017年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的，是指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国际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国际性、外部性的资源、服务、政策体制等，例如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稳定高效的金融市场、防止冲突与战争的安全机制等。

这些“陷阱论”在各国发展进程中都印证了吗？

王义桅：常用来证明“中等收入陷阱”的是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随后就长期停滞不前，一直到了本世纪，人均收入基本还在中等水平徘徊。而且贫富差别扩大，腐败现象严重，金融体系脆弱，失业率居高不下。

促使“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产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自然是最著名的例子，除此之外，18世纪，英国最终战胜荷兰，取得全球海洋霸权；19至20世纪，德国崛起，与英国和法国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被看作“修昔底德陷阱”的例证。

至于“金德尔伯格陷阱”，最典型也是最近的例子，就是上个世纪，美国和英国完成全球权力“交接”后，美国未能扮演好英国的角色所造成的后果。

外来的“陷阱论”

   容易得到过度放大的负面现实支持

为什么各种“陷阱论”好似很受欢迎，动辄成为学术时尚概念？

中国发展太快，西方没有准备好，我们一度也没心理准备

王义桅：一方面，西方知识不够，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发生的各种现象，而我们暂时又“说不清”自己。另一方面，“陷阱论”中也包含着一些真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兴起，西方国家传统优势地位的逐渐式微，以及西方内部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局面的加剧，在20世纪下半叶曾较长时间都自信满满的西方人，如今在面对现实和未来时，已经充满不确定感和迷茫心绪。

以各种“陷阱论”的方式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焦虑，这是很正常的。但“陷阱论”在中国引发“焦虑”，还与中国的国家特性与发展阶段有关。与一般国家不同，中国是少有的领土规模广大、人口数量众多、族群和文化构成繁多、地域差异显著的超大规模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平常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远超一般国家的复杂性。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内部变动激烈，由此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更会远远多于中小规模国家。当各种“负面新闻”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迅捷地到处传播时，外来的“陷阱论”，总是容易得到被放大的负面现实情境的印证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各种“陷阱论”面前所表现出的免疫力不足，表明的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辨识能力还是有欠缺。而其成因，又在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相遇时的相对弱势，使得中国人长期在面对外来理论时，养成了十分显著的学习者心态，批判反思意识不足。

这些“陷阱论”基于怎样的历史经验？

王义桅：这些“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反映必然规律。其次，这些“陷阱论”大多是战争胜利者对历史的总结，反映了曾经胜利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价值和利益的选择。当“陷阱论”为现实利益服务、成为控制或压榨新兴者的理论工具时，对历史的扭曲也就在所难免。各种“陷阱论”各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陷阱中。

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才能维持国际秩序。在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不愿继续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国家行为；如果中国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

其逻辑陷阱是，这里所说的提供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同提供公共产品的含义不相同，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真如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吗？他这么说，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给美国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

还有鼓吹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历史经验能否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东方文明古国，仅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学界一直有争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逻辑前后不一。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本人给后人设的一个陷阱。

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各种“陷阱论”？

王义桅：我们需要冷静看到，这么多“陷阱论”被广为传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西方掌控国际话语权。有话语权的看不清中国，而中国自己又“说不清楚”自己。为何说不清自己？因为长期以来有些人言必称希腊，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崇洋媚外。同时，中国发展太快了，不仅西方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也没有心理准备；或者一直兢兢业业，无暇理论总结。

总是奉这些“陷阱”为圭臬，会造成一种恶性预期，一种心理暗示，最终自我实现。就是俗话说的，怕什么来什么。还是那句话，流言止于智者，陷阱终于自信。各种陷阱说，很大程度是中国人自己炒作起来的。各种陷阱说，更提醒我们要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陷阱说不过是老奶奶哄孩子睡觉的手段，等你长大了，老奶奶的故事也就讲完了。

要想“长大”，看穿西方把戏，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有赖中国学术自信的供给侧改革。

西方并非过来人，不能对其有拜菩萨心理

面对各种“陷阱论”，我们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王义桅：中国正在开创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西方并非过来人，不能对其有拜菩萨心理，对各种陷阱说一惊一乍。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就不会被各种陷阱说给忽悠了。

最近这一两年，情况确实出现了变化。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为“在分裂的世界中构建共同的未来”。这声音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同一论坛上演讲的核心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毫无疑问，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就是在呼应习近平主席演讲的精神。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初显，主要是因为这些年自身发展得好。但我们要树立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能构建起完整的、受到世界认同的独立话语体系。很多事情我们自己的理论总结还不到位，缺乏具体的参照和共性的指标。其次，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基本上还是以拿来主义为主。在拿别人的信息来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时，难免会受到别人话语权的影响，因为这个分析框架很可能是别人希望的分析框架。

最后，国际话语权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软实力”，是靠“硬实力”造出来的。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总是以科技最发达、军事最发达、经济最发达，因而政治体制也最发达的形象著称，所以它就容易掌握国际话语权。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必须创造一套能让外界听懂的话语体系，用简单的事实、易懂的逻辑去说服别人，而不是用高深莫测的中国式话语去解释。只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便有助于外界不再跟着各种“陷阱论”去臆想中国，而是用比较客观的眼睛看待中国，当然也有助于我们自己提升“四个自信”的自觉性，让我们从思想到实践都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 长江日报记者邢帆 采访

【编辑：彭向东】

（作者：邢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