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机器生产建立起了大工业，大工业建立起了劳动大军，劳动大军形成了无产阶级。这是一个组织化过程。当我们说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时，工厂化生产协同所带来的组织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工人阶级的无产化所带来的彻底的革命性。革命性和组织性，就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之所在。

这是时间被量化为金钱之后产生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它把人跟机器也就是工业流程结合起来，这与其说是结合，不如说是顺应，不是机器顺应于人，而是人顺应于机器，让人以机器运动所要求的节奏、工艺流程所要求的组合形式，以及生产过程所建构的知识系统去工作。在此，人也好，机器也好，时间也好，就都可在“出力做功”上加以定义，进而通过货币形式来相互换算。

在这样的结合中，工人的个体性减弱甚至消失了，而代之以阶级的属性。无产化剥夺了工人发展个性的可能，人的地域性弱化了，“工种”的属性增强了。“隔行如隔山”的职业距离代替了地理空间上的远近，一个非洲钳工与一个亚洲钳工的共同话题，可能比他们与隔壁左右的共同话题还多，“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也没有故乡。工序的上下游关系有着严格的协作，它代替了乡村社会的左邻右舍，生产的全球化布局使这种协作可能远隔重洋而进行，人们形成了产业链上的“邻居”关系。

这样一来，工人的个性不是随工业发展而更加丰富，而是随着分工的细密而更加单一。在无产阶级化之后，工人的个性就更加抽象，变成机械性的简单动作。这就是早期和中期资本主义在人性上制造出来的趋势。这一趋势在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化扩张之后，有所减缓，国际分工使资本获得一种条件，那就是在全球间建立起产业等级，从而使个性区别固化为“发达”和“不发达”的分野，发达社会变得千姿百态，而不发达社会变得千疮百孔。

只要发展不是以人为本，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就必然出现生产目的的偏差，带来增长而不发展、发展而不进步的后果。这种结果在发达社会造成1%与99%之间的落差，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污染的转移、血汗的转移、剥夺的转移等等。这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所揭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奥秘。

随着自动化、数字工业、程序工业的推进，技术进步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后果，那就是大量的人将从生产线消失，机器上岗代替人的上岗，人从生产过程必要的参与者，变成生产过程的旁观者，最后是人不再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技能淘汰在过去是被他人淘汰，未来可能是被机器淘汰。大工业时代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无个性的劳动者，并把劳动者变成无产者；数字时代可能是连无产者也不需要，连无个性也不需要，而只需要各种样式和用途的机器，乃至多功能机器。在撤离生产线以后，人获得的可能不是自由发展的机会，而是单纯的“福利对象”，换言之，也就是成为单纯的“吃救济者”，区别只在于救济水平的高低。

程序工业使机器发出声音，一台机器不仅能够表达自己，把自己的状态用数字表达出来，而且将能够模拟情感，现在的对话机器人就是情感模拟的专家。当这些数字通过网络交换以后，机器和人在远程状态下就真的都能被视为一个IP地址，人与机器也就可以视为无差别。此时，在功能价值上，机器就是人，人就是机器。因此，万物互联可能将工业革命以来用“力”“效益”“资金”等概念一体衡量万物的进程推向新的高度。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工业化都会带来传统的断裂，但这个断裂其实又是一种共时性的统一。人们与传统断裂开来，统一于机器的麾下，这是构造机械化时代的必然。机械化驱除了地方性、国别化和社会的独特性、历时性，代之以全球性、面向未来的共时体验。数字化进一步打破了疆域的界限，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数字化都在塑造一种新的文化，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拥抱数字世界的此时共在，而不是接近物理世界的此地相近。人们围着一张桌子却没有说话，都在刷着自己的手机，就是“天涯共此时”胜过“毗邻共此地”的现实写照，虚拟胜过实在，时间生活胜过空间生活。

如果不加驾驭，“算法”将直接变成内容，而不是内容的计算模式，传统上由政治、宗教、观念体系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可能被由市场营销体系掌控的计算所取代。计算工业从效率工具一变而为思想的工厂，人们在算法中受到思想的潜移默化。巴黎圣母院大火后，有一种说法是关于它的重建，将可以从《刺客信条》获得完整的数据，而《刺客信条》只是一款游戏。

规模庞大的游戏工业，功能在于娱乐，在于打发时间，而其效应已远远不止于此，它以真实底本或幻想的真实场景，描摹了世界构造的方式，刻画了人物性格，在互动与代入扮演中，输出成套的观念和行为逻辑，从而形成了比电影、电视更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游戏中的一个卡通形象、一幅旗帜、一句话，都往往产生轩然大波的原因，调侃者称之为“连游戏也不再纯粹”，但事实上游戏也早已不是纯粹的“老鹰抓小鸡”，而是像百科全书般无所不包。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化上的超级工业化过程。这是文化的全新世，也可能是文化的大毁灭。空间已经高度“去远化”了，地球上再远的地方已在心理上不再遥远，“共时性”深度影响了生活世界，当人们触动屏幕时，仿佛一切真的掌握在手，斯里兰卡的连环爆炸如在眼前。

当人们为巴黎圣母院大火而悲伤莫名时，并没有为紧接着的斯里兰卡连环爆炸而同等悲伤，尽管后者死伤已上千，而前者几无人员伤亡。共时性体验中的这种悲伤分配，表明人们的意识在受着怎样的主导，这里面不全是人道、人性、文明等等说辞，而是隐匿着高低贵贱的区分。程序工业成为思想工厂后，打造出的“我们”是全球性的、共时性的，但并不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