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志强

一只鸟儿在天空飞翔

一个南方的青年学者向我诉苦说，现在申请课题，学校先要论证成功的可能性，而不是该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常常不得不申请一些自己根本没有兴趣研究的东西——课题带给学校利益乃是关键，学术本身反而不重要了。这是否普遍现象我无法知道，但是据我所知，学术界对“学术”的认知确实在悄悄改变。

    如何看待我们的行为的价值，受限于我们的认知范式，不同的认知范式会对同一件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一只鸟儿在天空飞翔”，这是大多数人看到的场景。可是，如果转换一种认知范式，就有人看到“天空在鸟儿的翅膀上划过”。第一种认知范式以鸟儿为认知参照，第二种认知范式则以宇宙为认知参照——认知范式的改变，可以彻底地颠覆对同一事物认知的思维模式。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看待世界的基本范式有三：对错、是非和爱恨。对与错，指的是认知是否符合客体世界的规律，也就是是否趋于真理；是与非指的是个人的选择是否符合主体世界的意志，也就是是否符合愿望或者概念；而爱与恨则是人类情感倾向的体现，其间蕴含人们独一无二的“任性”。

    人的知情意三个领域的活动，分别主导了这三种不同的“认知范式”。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要求我们，要以“对与错”（知）为基础，然后才有“是与非”；至于“爱和恨”则常常比较“独立自主”——兴之所至，来去自由，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但是，一种悖谬的情形则是：人们日益看重“是与非”而不顾“对与错”，乃至掩盖自己的“爱与恨”。这当然是非常荒唐的，但是，却常常见之于现实生活。一个不学而有术的“权威”往往比“有学而无术”的“青椒”更被看重，权力意志也常常比真理更有主宰世界的能力。

    然而，最令人莫明奇妙却又实实在在常常出现的情形乃是，人们错把“是与非”和“对与错”看作是一致的，以至于以“是非”来考察“对错”，并且因此而有爱恨。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法国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名叫佩莱尔的人撰写了一本《关于亚当之前的人类假说的神学体系》的书。在书中，他坚持考古中发现的“雷燧石”是人类早期制造的工具，从而证明了在上帝创造人之前，人类就已经出现了。佩莱尔推断说，亚当和夏娃不过是犹太人的祖先，非犹太人很早就已经出现在世界上。在那个时候，这当然是“危言耸听”，因为这本书虽然讲述了在今天的人看来完全符合“对错”的真理，却违背了教会的“是非”。佩莱尔不仅被宗教法庭拘禁，而且，他的书也在巴黎被烧毁。最终，佩莱尔只能向“是与非”妥协：他宣布放弃“前亚当”的学说，并退出加尔文教。最后，他死于一家修道院中。

    历史当然还是沿着“对与错”的规律运转，但是，却常常陷入“是与非”的纠缠。人们“恨”佩莱尔，因为他讲述了人们不愿意接受的事情；而人类最终只能接受科学之“对与错”的宣判，恰如尼采所言，“上帝已死”。

    如果说“是与非”会令人们误入歧途，那么“爱与恨”有时会造成令人胆战心惊的历史景象。尤其是当“是非”与“对错”产生矛盾的时候，人们就会借助于“爱恨”的激情来证明“是非者乃对错也”。所以，在很多荒诞的历史时刻，为了掩盖“对错”的混乱，认同“是非”的“正确”，就会出现群氓的政治，会喊口号表决心，驱逐异己来维持纯粹。老子讲“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世界的真实不是通过叽叽喳喳的争论和修饰来维持的，反而“是与非”离不开辩护和保养。用剃刀割了自己脖子的李贽这样说过：“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

    所以，反思自己以何种认知范式来看待自己所处的生活和世界，这应该是当前我们要做的一件很紧要的事。抬头看见星空和低头看见泥泞，很多人在追问和思考大学精神之要义和知识人之品格，恐怕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医院要讲仁德，同样，大学要讲真理。“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这不应该是我侪之作为吧？

周志强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