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小传

黄嘉（1921－2018），广西桂林市荔浦县人。1938年4月，还是学生的黄嘉在桂林高中成为一名秘密共产党员，同年加入广西学生军。1944年，黄嘉在桂东北沦陷区参与创建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开展游击战争。曾遭受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两次。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龙州地委第二书记。

1954年，黄嘉来到武汉，曾任武昌车辆厂厂长、武汉鼓风机厂副厂长、武汉市无线电仪表局局长等职。1973年至1975年间，黄嘉任长江日报社社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1976年黄嘉回到广西，曾任广西自治区经委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是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七届人大党组副书记。

黄嘉先生（右三）在广西期间的工作照片 长江日报记者彭年 翻拍

17岁就加入学生军，在桂东北领导过抗日游击战，在武汉工作、生活了20多年。5月9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广西南宁，寻访到长江日报社前党委书记、社长黄嘉的家人。

黄嘉的妻子容沙已年过九旬。5个儿子最大的67岁，最小的63岁。老幺黄可方言语中，还能听出明显的武汉口音。

黄嘉的这张家庭合影，是1965年2月2日在汉口拍摄的 长江日报记者彭年 翻拍

17岁成为秘密党员，加入了学生军

“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我们是铁打的一群，在伟大的时代里负起伟大的使命。我们抱定勇敢、坚强、战斗、牺牲的精神；我们要和前线战士、全国同胞誓死战胜我们的敌人！”这段歌词出自黄嘉青年时期爱唱的《广西学生军军歌》。

黄嘉撰写的《激情岁月》（200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书显示，1938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夺取广州、武汉后，战火直逼广西。广西当局第三次组织学生军，全军共4269人，编为3个团。黄嘉当时在桂林高中读书，既是学生，也是一名秘密共产党员。他和十几名学生党员响应组织提出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的号召，根据组织安排，成为广西学生军第一团的一员。经过2个月军事训练后，黄嘉所在的第一团到桂林市平乐县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通过画漫画、出版墙报、张贴标语、演出戏剧、教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动员群众，并配合各地军队做好交通运输、战地服务等。

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我国南海北部湾龙门港登陆，侵占钦州、防城，24日占领南宁；12月4日侵占昆仑关。此时在桂林、贺州发动群众的广西学生军第一团，接到消息后被紧急调往桂南参战。黄嘉在回忆录中写道，日军在宾阳持续不断轰炸和扫射，给抗日军队和群众造成极大的伤亡与损失，学生军在战地四处奔走，发动群众挖防空洞，“特别是在公路、村庄、圩场周边挖好防空洞，敌机一来，大家可以就近躲避。”为使群众恢复生产秩序，解决部队的军需品供给，学生军发动群众组建了临时贸易市场；组织上百人的运输队，将军需品送往前线，将伤员运回来治疗。

学生军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配合日本反战同盟进行战地宣传。在昆仑关战役中，他们和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在此起彼伏的枪炮声、爆炸声中，在离火线数百米的昆仑关山头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

1940年5月14日的《大公报》刊发了《桂南会战的学生军》一文，盛赞广西学生军。文章中写道：“广西学生军是广西战场上最重要的一员，不论在前线，不论在后方，敌战区的两侧，游击区的四方，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运用他们的智慧，灌输士兵以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他们被称为“兵王”，是“铁打的一群”。

指导员仅18岁，带领学生军精诚团结

据《广西地方志》等史料记载，黄嘉在加入学生军后被分到第一团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任指导员，1939年2月他所属的中队120多人被分配到了蒙山。

当时，国民党当局也派了教官和托派分子打入学生军中。他们挑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学生军中散布反共思潮。

黄嘉知道，要把这支队伍培养成党的抗日队伍，必须组织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针锋相对地斗争。到蒙山之后，黄嘉一方面在学生军中设立抗日救亡文化室，陈列列宁和毛泽东的书刊如《国家与革命》《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解放》和《群众》等，给学生阅读，以革命的理论挫败国民党的错误政治理论；一方面，他与进步青年们分别和学生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学生军深入群众，走家串户，在各村举办识字班、读书会、报告会、座谈会，揭露日军在沧陷区的暴行，痛诉沦陷区人民的深重灾难；学生军中组织了歌咏队、宣传队，教唱抗日歌曲，出演抗日话剧，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潮，把大多数的学生军团结在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周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学生军中的影响，一些托派分子受到孤立，只得逃离学生军。

由于黄嘉在学生军中的出色工作表现，1939年10月，省工委提前把他调离学生军，到桂柳区党委任组织部干事，而后任桂林市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等职。黄嘉调离学生军后，仍继续关注、支持学生军的精诚团结工作，他曾为蒙山学生军开办通讯站时写了一副对联：“想当年，露宿风餐，执笔挥戈摧敌阵；愿此后，互规共勉，精诚团结挽狂澜。”

组织抗联游击漓江，掐断日军水路动脉

1944年7月，日军企图打通由中国东北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同年8月，在攻陷长沙、衡阳后，日军先头部队兵分两路向广西进逼，沿湘桂铁路一路侵入龙虎关内的恭城。11月1日，阳朔城破。11月10日，桂林陷落。

面对国土沦丧、同胞遭殃，危亡时刻，中共广西省工委决定立即在沦陷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即任命当时名叫“黄友平”的黄嘉为中共桂东北特派员，在阳朔县大源乡太庙创建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部队从150多人壮大到350多人。

“日本侵略者为调集它的兵力、军火和粮食，陆路依靠湘桂路和桂柳路，水路就是漓江，这里可从桂林直通梧州乃至广州。我们临阳联队紧紧抓住漓江这条大动脉，打击日军的船队。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发现有船过来我们就打！”黄嘉曾对家人讲述，临阳联队在漓江两岸的灵川、临桂、阳朔、荔浦、平乐、恭城等县，或单边伏击，或两岸夹击，与日军直接作战9次，击沉、击溃多艘日军物资运输船。

同时，游击队还进行反“扫荡”，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1945年2月下旬一天，日本侵略军200多人到兴坪乡渔村扫荡。临阳联队获悉情报后，决定在渔村后山白头岩等制高点进行反扫荡，击沉敌船一艘，击毙敌军16人。自此以后，日军再未到渔村扫荡过。

在抗日战争中，黄嘉领导的这支“小米加步枪”的临阳联队，英勇抗击拥有现代武装、人数为20倍的日本侵略者，袭击敌人10余次，成为临桂、灵川、阳朔、荔浦、平乐等桂东北地区人民的守护者，先后击溃敌运输船队4支，击沉敌船6艘，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粮食50余万斤以及大批战利品。

五子均在武汉长大

每天读《长江日报》

次子黄可阳（左一）夫人容沙（中间） 黄可方（老五） 长江日报记者彭年 摄

黄嘉的妻子容沙已年过九旬。夫妻二人共育有5个儿子，其中长子黄可苏今年67岁，最小儿子黄可方今年63岁。长江日报记者在黄嘉家中采访时发现，黄可方言语中能听出明显的武汉口音。

据黄嘉的二儿子黄可阳回忆，1954年黄嘉调任武汉，黄可方等三兄弟就生于武汉，“实际上我们五兄弟的成长经历主要就是在武汉。”黄可阳还记得，他的高中时光是在武汉八中度过的。他笑着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印象中父亲无论是当厂长在厂里还是回到家里，很喜欢强调的就是‘每天都要读《长江日报》，关心、学习方针政策’。”

随着黄嘉调回广西工作，5个孩子也陆续回到广西，但时间没有冲淡他们在武汉生活20多年的印记。多年来，一家人几次回武汉游历、探亲。说起武汉话来仍很顺畅。得知记者来意后，黄可阳、黄可方用武汉话说：“祝贺《长江日报》70周年生日快乐！”（长江日报记者邓小龙）

【编辑：叶子】

（作者：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