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有些疾病，在现代比古代更加常见，例如癌症，例如帕金森病。对此，一种解释是因为现代人平均寿命延长，衰老导致了免疫力下降，从而使老年病多发，而古代人大多活不到能够得这些病的年龄。这种解释是否完备，可能存疑。一些疾病渐渐低龄化，这不是疾病缘于衰老所能解释。

但有一种类型的疾病，是与现代社会有显著相关性的，那就是精神症状。精神疾病肯定也是自古就有，但现代社会精神疾病明显多发，更多的人虽非精神病人但有精神症状。精神症状与衰老关系并不密切，因此就不能说与寿命延长有多大关系，精神症状常常多发于青年。

我们也许可以说，精神症状以及精神病人的增多，只是因为诊断的标准变了，过去不被重视的情形，现在被纳入症状、视为疾病了。精神症状的多发不过表明了现代人对精神境况的重视。这可以部分地宽解我们的心情，但抑郁这种疾病所导致的痛苦，以及被它所困扰的人数之多，它所造成的情绪黑洞之严重，令人很难相信精神症状的问题只是标准改变而已。

抑郁意味着人对生命价值的一种消极评价。它到底是心因性的还是器质性的，人们并未了解得很清楚。这种疾病显然改变了患者的意识，使患者对时间的意义给出否定性的结论，严重情况下使人自杀。自杀，消灭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勾销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在病理学、心理学的解释之外，对抑郁也有不少人进行文化上的解释。颓废作为一种“现代美学”样式，已经进入生活。有人从机器与人的关系上来认识生命意义的消解。机器的力量更大，机器带来的利润更多，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机器就比人更重要。机器导致了劳动者个性的缺乏，机器本质上否定个性，也否定人。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不是人被解放出来，而是人被机器取代，被机器否定。这导致了人的自我评价的改变。

一般意义上的个性化丧失，在程序化工业大量生产、供给和消费“事件流”的今天，益加严重。个性化的丧失，带来人对自我的失望。征服自然的过程，既可能带来人的信心爆棚，也可能带来人的信心极度失落，因为这种征服总是需要通过中介来实现的，这种中介就是机器、非人力、非自然力，这也可以理解为真实的人或者说普通人的渺小，存在变成了存在之痛。当人被这样的意识俘获，他将变得更加软弱。这样，时间不是显得富裕，而是显得多余，生命显得无价值。

除了从精神疾病出发来看时间在现代心理上产生的困惑，我们还可以从共时性的泛化和缺乏来了解时间的困境。现代社会扩大了共时性，“地球村”就是典型的全球共时意识的体现，它使我们无视地理的间隔，而以为自己仿佛与遥远的人们共有世界。

但现代社会也以兴趣分组的方式，使任何一种兴趣得以合法化，使任何一种偏向得以合理化，从而导致了共时性的缺乏。人和跟自己兴趣相投的人更容易共情，产生共时之感。所谓“抱团取暖”，一方面说明了任何怪异的东西都可能在现代社会找到同调，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现代社会，感到缺乏温暖是普遍的情形。

现代社会到底是扩大了“人类”的共同意识，还是窄化了人的共同体认，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事情。这种纠结表现为从这个角度看是这样，从那个角度看是那样，也就是说，事情究竟如何，取决于看待它的方式，而它本身就是矛盾的，这种内生的矛盾性，对人形成很大的张力，足以使人失去稳固的依凭。没有坚实感，生命也就感觉不到重量，时间也就显示不出分量。这种虚无感，导致一种即时性的行为，把时间的舍弃当成一个可以随时去做的事情。极端情况下，人们杀死了自己，自杀会成为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生命被丢弃了，时间如同垃圾一样被随意扔掉。而且，这本身就是矛盾至极的，自杀是把最沉重的分量以一种轻飘飘的形式完成。

痛并快乐着，生并死亡着，在现代社会，这不是复杂，而是一种随处可见的并置。在所有的禁忌都消除后，异端也失去了异端的意义。怎样都行，既是价值上的一种彻底的开放，同时也是价值上的一种彻底的失重，因为既然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那么做什么都是没什么的。当权利完全放归个人以后，自杀似乎也成了一种权利，行使权利就显得没什么不可理喻，正因此就使自杀也变得不再令人惊讶，又因为这样，自杀也就更加不以为意。今天，父母打小孩一巴掌，男女之间吵一次架，都可能导致自杀，这显然不是精神症状，而只能说是心理症状。时间和生命，一向被视为最宝贵的，在现代社会，正在变成一种失重的东西。

【编辑：袁毅】

（作者：作者刘洪波 编辑袁毅)